“医院与企业合作、大学与企业合作,都需要一种更宽容的社会氛围。”
在昨日闭幕的首届亚洲医院创新与发展论坛上,医学领域的科技创新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临床与转化研究所主任多布斯女士、印尼加札马达大学医学院院长欧娃女士、迈瑞医疗集团高级副总裁李在文接受了数十家媒体的采访。采访中专家们一致呼吁,产学研医需要更加宽容的社会氛围。
事实上,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是从国外学来的经验,美国、日本、德国等国都有较好的实践。但一直以来,由于权责利不清晰,监管不完善,我国产学研合作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以至于一段时期内,外界提到大学、医院等科研机构与企业间的合作,便容易产生“利益输送”的怀疑。
在国内,中山医院创新“产学研”的模式一直是国内医院学习的标杆。在这里,工程师与医生并肩工作一点都不稀奇:由医生提出临床具体需求,工程师据此开展器械设备研发,并与医生各司其职,相互协作。
据了解,早在2008年,中山医院就在科研处专设“成果管理科”,不仅明确职务发明申请权、所有权归属等细则,还协助医务人员撰写、申请专利,并由医院出面开拓多种渠道帮助专利转化。中山医院与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模式,被原国家卫生计生委赞誉为“中山模式”,提倡向全国推广。
但即便如此,朱畴文院长仍表示,目前大学、医院与企业合作仍然存在不少难题,首当其冲的便是社会舆论对此的看法存在偏差。
朱畴文认为,“产学研医”的合作呼唤更宽容的社会氛围,业界不靠学术科研机构无法发展,医疗界不靠企业推动也很难将科研成果转化,两者相辅相成。“目前上海正在打造亚洲医学中心城市。但一座医学创新的城市不仅仅是指临床技术创新和科研创新,还应该涵盖新型药物开发、新型医疗器械开发等。如果不进行呼吁,会形成很大阻力。”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是全美的综合性教学医院之一,以基础研究和创新性研究见长。医院的转换医学实力较强,科研成果紧密连接到临床实践中。
多布斯女士直言:产学研一体化在国外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体系。目前,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与许多工业企业达成了合作。大学、医院等科研机构能够提供知识的预见性,而企业有资金支持,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
但她强调,只有明确知识产权转化占比、公司获利的界限,完善道德伦理,妥善处置多方利益关系,形成良性循环机制,才能推动“产学研医”成果最大化。
“产学研医在中国,需要更多包容、理解和支持。”迈瑞医疗集团高级副总裁李在文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表示,企业有资金、技术、工厂和人力,但是没有医学院校的指引,很难开发出符合临床需求的产品;而医院和教学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和突破,没有企业的支持,也很难实现成果转化,从而带来更好的临床价值。
事实上,国外一项统计表明,一项技术最终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其中技术的因素只占5.6%。而从美国、德国、日本的具体实践经验来看,政府的参与极其重要。
今年7月24日,上海市政府下发“健康服务业50条”,明确指出要推动产学研医协同发展。
具体要求是,建立产学研医供需对接机制,鼓励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级甲等医院与健康服务业园区、企业之间的合作,建设创新药品、医疗器械示范应用基地和培训中心,形成“示范应用-临床评价-技术创新-辐射推广”的良性循环。
在本届论坛上,上海市卫生与健康委员会邬惊雷主任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上海要建设亚洲医学中心城市,必须要将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贯穿始终,这样才能助力健康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将带动城市发展。我们希望能够把医疗机构、学校、科研机构等和企业融合成一体,这样才能使上海引领国际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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