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一县半数家庭患“包虫病” 官方拒报死亡人数

　　生者的守望

　　比起那些不明不白死去的人，多数活着的“虫癌”患者仍在等待希望降临。

　　数十米外，35岁的邻居降措孤独地蜷缩在帐篷里，妻子已经离他而去。降措患病十多年，已进入晚期。医生建议他做手术，但他连去康定医院的路费都无法凑齐，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政府派发的免费药物上。

　　同村不远的麦拉，和降措一样躺在凌乱的帐篷里。她不仅被肝包虫困扰，还患有肺结核。幸运的是，丈夫亚泽一直不离不弃。但长久的折磨也让亚泽失去了耐心，“都五六年了，死也死不了”，他抱怨说。

　　肝包虫主要流行在广袤的牧区。石渠县幅员25191平方公里，辖23个乡镇，是四川省面积最大的县，但仅有不到10万人。牧民们居住分散，这也为“虫癌”防治带来困难。

　　石渠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高海拔极端气候是发展的最大掣肘。石渠每年只有七、八两个多月的夏天，此外的漫长时间都被严寒占据。直到最近三四年，石渠的街道才亮起了灯，但至今仍没有自来水供应。

　　在距离县20多公里外的宜牛乡，雅砻江从车批（音）家门前流过，汇入江中的小河上散落着生活垃圾，狗群和牛羊在河岸流浪，动物们的蹄印分布在河道上。与多数牧民一样，车批家只能就近取水。

　　今年69岁的车批已经在床上躺了14年。年轻时，他是一名健壮的牧民，冬天放牛放羊，夏天则去挖虫草。但55岁那年，他突然发现身体挪不动了，腹内不时疼痛，而后肿块长大，最近几年只能依靠家人搀扶才能站立。

　　在县城周边的村庄，61岁的曲呷已被包虫摧残得变了形。疼痛已经让她忘记了羞涩，她脱下衣服向来客展示包虫的位置。在她弓曲的背上，突出一个巨大的肿块，仿佛一枚硬生生插入体内的楔子。

　　这些年，政府为他们修建了安置房，但后续生活仍无更多来源，几十头牦牛有的卖掉，有的在风雪中死掉。如今，他和老伴只能依靠政府每个季度的400元低保过活。

　　而曲呷的邻居，年仅都25岁的呷措病情已经恶化。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高高鼓起的肚子里已经积满了水，走路时她能感到水在晃动，“好像虫子在身体里爬一样”。

　　治疗之难

　　32岁的曲初是蒙宜乡的一名村官，10月20日，她正向石渠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打听病情。在前一次华西医院的诊疗中，她被查出患泡型肝包虫病。

　　“太可怕了，我没想到自己也会得上这个病。”她原本以为只有牧民才会患病，没想到自己竟遭遇不测，将信将疑的她又来疾控中心复查，工作人员告诉她，肝上的囊泡大约5.8公分，不算严重但也不轻。

　　工作人员建议她做手术，但她害怕出现意外，况且手术也未必能够根治。如果切除不彻底，还可能复发。一年前，25岁的县城姑娘卓玛曾到华西医院做过囊泡切除手术，前不久到西宁复查时，医生告诉她包虫疑似又复活了。

　　甘孜地区医疗条件匮乏，全州只能到肝包虫指定医院——甘孜州人民医院进行手术。对广大牧民来说，他们首先需要获得的是手术机会。但出于经济原因或信仰观念，许多患者难以走到手术台前。平时，他们只能到县疾控中心简单筛查，签字后可以获得治疗药物。

　　目前，包虫病虽已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四川省财政也下拨了款项对手术患者进行补助，只要在每个地区的指定医院进行手术，患者可以获得2.5万元左右的补助。但视病情严重程度，手术的费用不等，去掉政府补助部分，严重的患者仍需要承担不少费用，这让一些患者望而却步。

　　按农村医保制度规定，剩余部分可以通过“新农合”报销一定比例。但甘孜州人民医院在对患者的回访中，发现“新农合”报销比例偏低，某些患者甚至自费承担财政补贴外的剩余费用，这也为后续手术宣传带来了困难。

　　长沙贡马乡一名要求匿名的官员告诉澎湃新闻，虽然国家减免了不少费用，但去往康定的路费，以及治疗期间的生活费都让牧民们心生畏惧。加之当地宗教观念浓厚，认为生老病死皆是理所当然，甚至觉得手术去除体内的包虫也是杀生，从而放弃治疗。

　　甘孜州人民医院负责包虫病项目的尼玛多次到石渠筛选肝包虫病人，她告诉澎湃新闻，每次下乡遇到适合手术的患者，都要苦口婆心进行劝勉。2007年前后，每年只能做10多例，现在观念虽有改变，但某些患者仍需要动员。

　　来自甘孜州人民医院的一份资料显示，今年该院已经在中央财政和四川省财政的支持下，救助包虫病手术患者170例，其中石渠县最多，为44例。在这些已经接受手术的患者身后，更多人正在等待希望降临。不完全统计，甘孜州需要接受手术治疗的包虫病患者高达5000 余例，预计每年有新增手术病例约200 例。

　　防御之困

　　尼玛告诉澎湃新闻，根除肝包虫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源头上切断虫卵来源，仅仅依靠治疗无法使疫情得到彻底控制。肝包虫防治公益项目“爱牧清虫”的负责人格桑兰泽也认为，加大对疫情的科教力度，逐渐改变牧民们的生活方式，是防治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

　　净水工程和犬类管理被认为是切断虫卵源头的重要工作，但石渠县分管包虫病防治的副县长仁孜坦言两项工作推进乏力。他告诉澎湃新闻，石渠县大约需要打200口深水井，才能解决牧区的安全饮水问题，而目前只打了三四十口井。

　　“困难还是在于资金上。”他说，这种深水井需要电力抽水，打一口井大约需要20万左右。对于这个国家贫困县来说，数百万的资金缺口让工作步履维艰。

　　目前，牧民们或直接取用被污染的河水，或自家打井取水。前述长沙贡马乡官员说，自家打的水井一般只有三四米深，并不能保证安全，要用上放心用水 ，水井深度一般在30米以上，目前大多数牧民都存在饮水安全隐患。

　　对于犬类的管理，当地政府可谓用心良苦。牧民们忌讳杀生，政府只能将大量流浪狗豢养起来。每年冬天，每家单位根据级别不同，下派抓狗任务。但他说，这些流浪狗很难抓完，而且抓到的狗不能杀，豢养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澎湃新闻记者走访期间，县城随处可见游荡的狗，它们部分有主人喂养，更多的则是流浪狗。狗群们有时候河渠边觅食，有时躺在街道上睡觉， 无人驱赶。

　　前述贡马乡官员说，每个季度，县里都要求以村为单位，至少开展一次包虫病防治方面的宣传活动。包括不要乱丢垃圾，不要吃生牛肉，不要接触犬类等。每户必须派至少一人前来学习。为引起牧民们重视，政府甚至还会请来当地高僧大德宣讲。但他感慨，牧民们多年形成的习惯，一时难以扭转。

　　一些牧民仍觉得政策宣传不够，尤其在一些偏远的牧区。

　　10月10日到18日，成都华西医院的专家到石渠开展包虫病诊疗活动。距离现场135公里外的温波乡，40岁的曲地（音）并未收到通知。他的姐姐已在多年前确诊肝包虫病，曲地最近身体不适，他怀疑自己可能也被感染，但已经错过了这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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