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监局原副局长被查据称缘自其发帖指责高层

　　强生(中国)媒体经理蒋柯坦言，强生医疗器械与张敬礼有过接触，但都是因为工作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

　　“据我所了解，强生的医疗器械，只有血糖仪和缝线中的丝线，在中国有生产，其他都是进口。而强生医疗器械公司注册地在上海，生产许可证由上海药监局审批。”蒋柯表示，“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不清楚文中提到的调查，公司对这种猜测性的报道不予评论。”

　　事实上，在卷入张敬礼贿赂案之前，强生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已饱受质疑，自1982年至今多次被召回。最近的两次发生在今年的1月和4月。2010年1月，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强制要求下，强生召回了约500个批次超过5300万瓶问题产品；4月30日，强生召回40余种非处方药品。其中，在对受到污染的泰诺关节炎止痛囊片、泰诺林的两次全球召回中，尽管中国也是上述药品的销售市场，但事件开始，强生中国仅给出“问题药未在中国销售”、“产品原料大部分不是来自美国”的单方说法，便再无动作。

　　有评论指出，在这类事件中，强生对中国执行了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双重标准，对中国消费者提出的质疑，强生的反应显得“迟疑而傲慢”。

　　这次张敬礼被“双规”，疑为涉及中纪委调查上海强生等多家医药企业医疗器械行贿案件，很快被举报牵扯出。此次，一旦涉贿事实成真，为实现在华行业垄断不惜铤而走险的强生，无疑将使其“因爱而生”的行销理念成为一句反语。

　　外企行贿：

　　跨国公司的“并发症”？

　　从2009年12月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调研员卫良被“双规”至今，陆续有7名国家药监局中高层官员被“双规”，他们都是来自医药企业的举报或供认。

　　“卫良被举报‘双规’后，这场调查真正拉开了帷幕。”知情人士称，随后，包括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的祁自柏、白坚石、陈继廷3人，及其他处室的两人，先后被“双规”、批捕、停职。

　　张敬礼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更是将这场后郑筱萸时代的药监系统反腐推向了高潮。2002年开始，国家药监局着手整顿地方标准，并收回了各地药监局的审批职能，审批权收归中央。2007年，权力的扩张终于走到了顶点，郑筱萸现象成为那个时代权力过度集中的怪胎。

　　目前，国家药监局正在推动将药品监督的“垂直管理”改为“地方管理”，“对地方药监局放权”。业内人士认为，放了将来还得收。张敬礼事件，或许只是权力收缩过程中种种乱象爆发的一个集中代表。

　　不管是这次的强生行贿案，还是之前的西门子全球贿赂案，以及闹得沸沸扬扬的力拓案，都让人们看到：一向号称管理严格的外企，实质上却是行贿的重灾区。

　　这些跨国公司在其自己的国家内都是秉持公平竞争理念、遵纪守法的企业，否则它们也不可能成长为大企业，但是为什么一进中国，就公然违背商业准则，大肆行贿？

　　一不愿具名的专家指出，我国的市场环境不太好，社会监督不力，法律和体制不完善，导致跨国公司的机会主义盛行。但如果这些机会主义作风“此路不通”，那么，跨国公司必然会放弃这种行为，寻求正常的市场竞争道路。

　　然而，问题偏偏在于跨国公司在中国大肆行贿，是因为从中尝到了甜头，这种商业贿赂能够让其轻而易举提升业绩。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面前，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经济人”，当然会选择以这种手段来打开“抄近道”的便利。这位专家不无遗憾地表示。

　　有评论指出：在一个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里，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实力来拓展市场，在一个竞争充分的市场里，任何企业都无法对市场产生支配，因此对其行贿基本上不可能产生什么作用。然而，中国在一些行业所实行的高度的国家垄断却使市场竞争未能得到充分发育，也给商业贿赂培育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透过一系列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行贿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现象，尽管行贿企业已经曝光并受到了国外司法机构的处理，但我国国内却很少见到对相应的受贿人的监管与惩处。如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UT斯达康公司行贿案，尽管在美国早已曝光，但国内的电信公司却不为所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国方面已经将UT斯达康公司行贿的具体路径公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司法机构要查清受贿人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从我国有关方面以往对跨国公司在中国行贿案的态度来看，此次由UT斯达康引出的我国电信公司受贿悬疑很可能仍会不了了之。

　　频频发生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行贿案，对这些跨国公司固然是一个沉重打击，但也使中国的形象在全世界面前受到了巨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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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琼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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