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劳资关系与社会和谐
鲁英是中国最早一批关注女工权利的学者和律师。她在这个领域已经干了20多年。
鲁英说:“既然双方都已经不信任，我觉得我没有律师身份，也没有以教授身份，我就以一个公民代理人的身份，然后我希望在这个中间，双方能以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调解”。
鲁英在调查中发现，劳资双方之间剑拔弩张的症结之一竟然是因为镉检测。厂商一直牢牢地把检测的权利抓到自己手上，只认自己指定的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比如说付洪琴，在厂方的安排下，付洪琴做了检测，结果她体内的镉指标竟然比健康人还要好。可付洪琴的爸爸觉得，检测里面有蹊跷。因为女儿得的就是肾病，怎么可能跟镉没关系呢？付爸爸想带女儿自己去做检测，却发现这样的检测没有意义，因为厂方不接受非厂方安排的检测。
在厂方认定付洪琴不是镉超标女工后，付洪琴住在惠州市中医院，就没有再进一步得到实质性治疗。付爸爸把女儿带出医院，四处求医，结果一年后，付洪琴还是死在了老家。
无独有偶，一位超霸厂的女工告诉记者，她的确有证据证明，检测不可靠。这位女工拿出自己检测的报告，记者看到上面镉含量写的是5.9,而厂方安排的检测,含量降到0.17，两份报告出的日子只差一天。这位女工曾经拿这份证据去卫生局举报，但得到的回答是，可能是机器打印错了。由于厂方只认自己的报告，所以这位女工连镉超标都没算上，两年后，这位女工却出现了尿血的情况。这位女工相信，自己就是镉超标，而且肾脏已经受到了损害。
厂方却认为自己绝不会在检测上最手脚。根据与政府的协议，厂房每年要安排一次复查，记者看到厂方的确做了大量的安排。但2005年复查的时候,绝大多数女工拒绝参加这次复检，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女工参加了复查。
超霸电池厂人力资源部的蓝剑主任告诉记者:“我们一直是安排她们去做检查的，但是她们都质疑惠州市疾控中心的资质，所以说你叫我企业怎么办？我们企业在惠州，难道去北京检查”？
但女工们却告诉记者故事的另外一面
刘红妹说:“安排我们去一个招待所，而且还要拖光衣服给几个人看着，那些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让她们出示工作证不肯拿给我们看”。
原来这次检查，要求女工们脱光衣服，连续冲凉，然后再提取尿液。女工周华琼觉得厂方这种安排是怕女工搞鬼，比如怕把镉粉带入检查现场。这是一种侮辱性做法。
由于这次复查是在一家招待所里进行的，而且前来检测的机构也没有拿出有效的资质证明。鲁英觉得这第三次诉讼，最主要的履行协议，给女工们复查身体，重建双方最基本的信任。
鲁英说:“2005年的复查是一个不成功的复查，而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厂方的话，没有按照职业病防治法，没有按照职业病的诊断办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来非常好地为工人提供一次复查身体的，这么一次机会”。
2006年11月，六十二岁鲁英代表146名女工们，走上法庭要求厂方履行协议。但鲁英却觉得这场官司本来并不必要。
鲁英说:本来法律就规定女工们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她们却是通过一个这样的诉讼程序才取得。所以即便是打赢了，我也没觉得有成就感，我就觉得如果这个社会，我们的用人单位，能够遵纪守法，我们工人如果法律意识能够提升，那么我们就会少很多仲裁诉讼案件。
（实习编辑：谢瑜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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