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途径
在AA69代孕网上,记者见到一份《爱心代孕合作协议》,其中第20条规定:“甲方、代孕方双方一辈子永远不得有打探对方的一切关于真实身份资料的行为。
谁才是孩子的母亲?这是代孕面临的诸多伦理质疑中的一个。
有的国家规定“分娩者即母亲”,有的地方则承认遗传学上的母亲,而代孕婴儿的母亲的认定,既不同前者又不同后者,它更符合一个“契约上的母亲”的定义。
但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任何契约都有可能是一纸空文。伦理上的混乱带来了无尽的争议。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极力反对代孕,他认为这种明码标价的商业,是女性子宫的工具化,代孕中介暴露了赤裸裸的商业和产业的目的。
和时统宇在现场激辩成一团的一位嘉宾是自称“中国代孕之父”的吕进峰。中国代孕行业之火爆,从这个中年男子在电视上的频频露脸就能看出来。从外表看起来,极像一个中国南方普通商人的他,更愿意称自己的中介公司为爱心公益组织,管他的代孕妈妈们叫“志愿者”,管她们的行为叫“爱心代孕”。
尽管每个月能撮合30多例代孕,每例收取中介费2万元左右,摄像机前他还是努力表明:“爱心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至于收中介费,那只是维持公司的基本运行。”据他自称,截至2008年8月18日,“本站已成功签约1586例,成功怀孕及已生养1377例”。按照其网站最低标注的价格——自行安排人工授精19.8万元计算,2004开始创立的吕进峰代孕机构营业额累计至少达到了2亿元。
内蒙古卫视《现场》的编导殷天亮也请吕进峰做了一期谈话节目,名字叫《一个孩子两个妈》。当主持人把一份代孕价格表拿出来——其中把代孕妈妈分成从A到H不同等级时,现场的争论达到高潮,有观众在台下高呼“可耻!”
嘉宾的反应在殷天亮看起来也十分有趣。“中国代孕之父”经常流露出十分紧张的神情,时常又是满头大汗,神情十分尴尬。“你能感觉到他对自己做的那些事情也有怀疑,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也不像自己所说的那么高尚和神圣。”殷天亮说。
而这些节目后来都成为吕进峰所开办的中介公司的“免费广告”。在他网站的最显眼处写着:“本站21次面对面新闻专访”。“他们知道怎么利用媒体”,殷天亮说。
2004年,当时已经退休在家的张丽珠收到一群不育患者寄给她的联名信,其中有一段写道:“现代医学允许捐肝、捐肾、捐精,为什么就不允许捐卵和代孕呢?再好的科学技术不造福人类,又有什么用呢?”对这些家庭来说,无法生育的痛苦始终像块巨石结结实实地压在他们胸口。
两年前,在杭州召开的第一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上,张丽珠公布了这封信,引起了会上许多专家的讨论。
最后由专家组提出的建议是:代孕不宜一律禁止,而应严加限制。在制定好相关法律的同时,可以由卫生部授权个别高水平的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代孕小组;实施代孕之前,由伦理委员会审议,并向卫生部指定机构申请。“这样既可以防止代孕泛滥和倒卖卵子,也可以为那些不幸的患者带来生活的希望”,张丽珠说:“伦理和人类的幸福都要兼顾。”
这一方案提出后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部门的反馈。这两年间,国内代孕中介网站增加了十几家。
殷天亮的那期节目播出后电话几乎被打爆。她发现收视率一下涨到了0.2%,比一周前翻了5倍之多。直到半年后还不断有人打电话到节目组,咨询哪里可以找到代孕妈妈。这时候她才意识到中国人的生育问题有多么严重。
2007年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协会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已婚者中不孕不育者比例从2000年的10%上升到现在15%-20%左右,个别地区每8个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无法通过自然方式生育后代。代孕尽管争议重重,却是一些家庭最后的途径。
即使开放如好莱坞,电影《代孕妈妈》里最后也回避了“代孕”沉重的伦理争论,编剧让故事回到了常规:代孕妈妈怀的其实是她自己的孩子,而几乎不可能怀孕的凯特也奇迹般地产下了小孩。“代孕”在这里只是喜剧元素和商业噱头。
现实中有悲,也会有喜,但奇迹总是很少发生。(应受访者要求,林青为化名)
(实习编辑:麦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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