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产生致癌物 勿重蹈日本覆辙

　　环境学者李皓：“我就特别担心你建了这么多垃圾焚烧厂没有这么多废物来焚烧的，我个人认为，到了2015年北京的垃圾量不会那么多，你建上那么多垃圾焚烧厂的话，你没有垃圾怎么办？”

　　垃圾出路之一——分类减量、综合利用

　　看得出来，日本等国在垃圾处理上经历的波折，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启示，破解垃圾处理难题，不单单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只有减少垃圾的产生，同时对垃圾进行分类，才能避免焚烧垃圾带来的严重污染。这些办法和措施在国内一些城市也曾经试图推行过，但是十多年过去，垃圾产量非但没有降下来，反而还在继续递增，这又是为什么呢？

　　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专业博士生毛达：“所有搞垃圾人其实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搞垃圾管理他要遵循一个有一个优先次序的原则，就是老生常谈就是reduce（减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就是应该是首先是在源头减量。”

　　毛达，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专业博士生，2007年曾受邀参与北京市垃圾处理工作的调研。在调研中他发现，北京市每年投在垃圾分类上的专项资金只有2000万元，可是在一个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就超过8个亿。在毛达看来，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毛达：“你既然是认为前端的减量是重要，循环利用重要的话，你就应该把这个更多的资源放到那里，才能体现出这个原则，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没有太多的投入。”

　　毛达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的认同。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比如说挪威和瑞典，还有哥本哈根，这些国家他们垃圾的总费用支出，据他们介绍只有三分之一用到末端处理上，收集运输处理上，其中三分之二它是用在管理和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方面。”

　　王维平坦言，北京市在垃圾处理费用上的支出，绝大部分确实用在了环卫作业或建设新的垃圾处理设施方面。而按照他的设想垃圾管理理念，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才是垃圾处理的最高境界。但在目前巨大的末端垃圾处理压力下，选择焚烧实属无奈之举。

　　王维平：“我觉得垃圾的减量化合资源化，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主要是管理问题，我对这个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推进的速度也不满意，因为这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根本的上策。”

　　而早在1997年就提出垃圾分类建议并四处奔走的李皓，对今天国内的垃圾分类状况也非常失望。尽管大部分社区都放置了分类垃圾桶，但李皓认为，分类垃圾筒只是一种形式，而垃圾最终是否能被分类，关键在于每一类垃圾要与它后面的运输和处理挂钩，这正是目前国内的垃圾分类所缺乏的。

　　环境学者李皓：“怪来怪去我还是怪就是环卫部门，因为老百姓说，我开始分类投放了以后，你来一辆车把所有的分类的桶里边东西混着倒，搞得大家现在，老百姓习惯也给毁了，大家没把的当成，没认真做这件事。”

　　对于李皓的这种指责，曾任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的王维平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王维平：“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垃圾分类）分属若干个部门，比如说净菜进城由农口管，我们管不了，这个废品回收由发改委负责，限制包装这些都是减少垃圾的措施，限制包装由商务局负责，而我们又负责垃圾分类和末端的处理。”

　　不过王维平告诉记者，为了继续推动垃圾分类减量，北京市刚刚成了一个名为“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专门协调各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以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将彻底被打破。

　　王维平：“任何一件事都不是一个部门能管的，所以要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综合协调力，你不管你是商务局你还是发改委，还是农委，总而言之大家得配合。”

　　事实上，北京市六里屯的居民在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同时，也在思考生活垃圾的出路问题。在环保公益组织自然之友的帮助下，六里屯的居民正在进行垃圾分类的试点活动。

　　环保志愿者张伯驹：“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包括居民包括很多的朋友包括官员说，垃圾分类可以做，做完了以后又倒到同一个车里拉走，就是大家总是会觉得这是个最大问题，那么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最后我们达到的是去填埋场的这样一个垃圾量要比之前产生这个混杂的垃圾量要达到明显的减量，我们希望是把链条一步一步来补上。”

　　而被人们看作垃圾焚烧“反对派”代表人物的环境学专家赵章元，也在全国各地奔走调研，为垃圾处理寻找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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