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间,妻子病情一度好转。一见到丈夫,她号啕大哭,担心自己的孩子出了问题。为了让她安心,郭玉良借来一台数码相机,拍了几张儿子的照片给她看。模模糊糊的照片,让这个女人,获得了离世前最后一次开心。但她最终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
7月27日这天,郭玉良见了妻子最后一面。与死讯同时来的,还有欠款的最新数目:53万元。医院打印出的医药费清单上,清楚记录着47天抢救过程中的每一笔花销。
因为没交钱,妻子被安置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后来,这家医院装修,她又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存放。她的丈夫,则被53万元巨额债务绊住,连看她一眼,都开不出证明。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安葬完妻子的郭玉良,已经能平静地解释自己的动机。他觉得北医三院已经“帮了大忙”,毕竟他们在没有交钱的情况下,抢救过自己的妻子。“咱凭良心说,不能因为人没救活,就不承认这个。”
可是,这个连合同都没签的打工仔,想不出自己有任何办法,可以找到这笔钱还账。他曾托家人到最初出事的上地医院“讨个说法”,但对方态度冷淡,爱理不理。
要打官司,找来律师兜头一句话是:不管输赢,先拿两万元。“农村户口,赔不了几个钱,算了。”有人劝他。
绝望之时,媒体介入了。而此时,北医三院也提出两个方案,供郭玉良选择:一是将妻子的遗体捐献出来,做医学实验,便可以抵消欠款,一是分期还款。
农村人郭玉良想都没想,就放弃了第一个选择。他无法忍受活生生的妻子,死后还得不到安息,躺在别人的刀下。
可是,分期还款每年要还多少呢?最开始,这个数字协商的是1万元,他算了一下,自己还不起这么多。
“你总不能说每年还100吧?”说话的人有些着急,郭玉良心里也很忐忑,怕医院不接受。最后,他在协议书上,为自己算了笔账。
空调安装工人在5~7月份是最好时段,每个月可以赚“2000元左右”,这个数字随着月份推移逐渐变成“1000来块钱”,然后是“600到900”。最少的时候,他每月甚至只能拿到“300到400”。
这些钱被如此分配:生病的父亲,每年1500元生活费。女儿上学每月花掉300元,而儿子的奶粉钱则被精确地计算为每月624元。这样算下来,郭玉良写道:每年最多还5000元。
“还一辈子。”他接着写,然后又把这句话划去,改成“子孙三代还完”。
“其实,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多了。”郭玉良事后有些担忧。他说了句“不好听的话”,万一自己突然死掉,或者没了工作,“能不能还上这笔钱真不好说”。
他情绪很不稳定,声音一会儿变高,一会儿低沉。但是,欠债还钱4个字,总是反复在他嘴里出现。除了医院的钱,他还欠亲戚的8万元钱要还。而自己所在公司的大老板,在关键时刻借了他1万元,他也铭记在心。
“你的事可别牵扯到公司。”对方叮嘱。郭玉良一口答应。在他看来,人家能帮自己,就是一份莫大的恩情。这钱虽然现在没有,但将来,一定要还。
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老板看他可怜,将一间闲置的房子给他住,他心里愧疚,主动把打扫这片院子的活儿也包揽下来。
而他的妻子,终于也在一名“外地老板”的资助下,缴纳了停放费用,得以火化。
几个月不见,以前面色红润的妻子,如今装在一个发黄的停尸袋里,脸已经变成紫色,眼睛深凹着,“十分吓人”。可是他反复摸着妻子的脸,情绪一下失控。
“他太重感情了。”姐姐略带着埋怨和心疼,评价自己的弟弟。妻子的所有东西,衣服、鞋子,除了有几件送给亲戚外,其余的,他叠得整整齐齐,装到一个箱子里。
一件都不落,甚至连妻子怀孕时吃的奶粉,如今只剩下个盒子,他也仔细收好。他认为,“这些可以留下来,当个纪念”。
那间掉漆的铁房门刚关上,郭玉良又推开进去,翻了半天,找出厚厚一叠报纸。这些报纸上报道了他的故事。他决定,“如果留得住,等孩子长大了,给他们看”。
这些孩子在还没懂事的时候,就背负了一笔巨债。代他们做出决定的父亲,如今已经逐渐找回了勇气。
在一团糟的生活里,他逐渐找到方向。妻子已经下葬,春节结束后,他安顿好孩子,还得来到北京这座城市,希望靠自己的手艺赚钱。而下一回再回到北京的“家”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到时候,这座现代化都市的忙碌人群中,人们也许还能看到郭玉良的身影。他迈着略有些外八字的大步,背着一生都还不完的巨额债务,慢慢地苦熬。
(责任编辑:龙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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