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心理救援队伍的介入,几乎一开始就与实物救援相同步。无论是志愿者、大学生还是普通市民,他们参与心理重建工作的热情和初衷大都无可挑剔。一次暖心的交流,一个热忱的拥抱,让几多受伤的心灵找到慰藉。但人们同样也看到,个别缺乏资质的心理救援人员走马观花,且不顾对象需要,挨个寻访谈话,这不仅无助于灾民的情绪疏导,甚至给人添乱,让人“添堵”。
曾被媒体广泛传播的“敬礼娃娃”郎铮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个孩子曾以他的阳光乐观打动中国,可在震后一拨拨的探视之后,却变得敏感和恐惧。不久前,还有人建议让他点燃今年奥运会的主火炬,可这一想法在有意无意制造煽情画面的同时,却习惯性地加入了人们的某些动机或愿望,而忽略了郎铮自身的感受。
更需要留意的是明星参与的心理重建工作。他们的动机不宜妄加猜测,但其职业属性却注定了商业炒作难以避免,而这恰恰成为灾民脆弱心理不可承受之重。况且明星的介入还有两个“硬伤”: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无法长久胜任“一对一”辅导的要求。倘若明星们的献爱心变成一场场言不由衷的“走秀”,那么秀场的霓虹无论怎样炫目,都难以掩盖镁光灯撤走后的一地鸡毛。
“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走”———这句民谣曾反映出老百姓对学雷锋程式化的无奈。同样值得人们警醒的是,灾后心理重建也已显露了“一阵风”式的危险。据统计,目前四川灾区的1000多名心理专家仍处于无组织、无系统的行动中,而且外地专家撤离后,留下的巨大缺口谁来填补仍是一个未知数。由此看来,灾后心理重建必须着眼全局,长期设置救助机构、热线电话,分布心理辅导人员,并且有针对性地进行回访,方能促成心理救援的成效逐步显现。
而对于有心理救援意愿却无相关专业技能的热心人士而言,最切实的做法还是关注灾民们的实际生活,以具体而微的帮助让他们感受到沉默却包含力量的温暖。很多时候,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一个崭新的文具盒,也能起到微小但却实实在在的作用。而从更广义的角度而言,对救灾物资的去向作更加透明的监管,对灾区未来建筑作更加谨慎和科学的规划,对灾区孩子的高考等政策作更加人性化的设置,或许能起到更好的安抚作用,也应被视为灾后心理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习编辑:翁俊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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