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道德模范乡医刘玉莲的“后典型”生活

　　这句话一般不会出现在会场上的发言中，可在日常聊天时，刘玉莲经常会突然说出。说这话时，她坐在那儿，腰挺挺的，眼睛直望着对方，没有一点客套和矫情。

　　包括刘玉莲和她的家人在内，谁也没有想到，在偏僻的农村，起早贪黑地给人治了40多年病后，这丫头出名了，当上了全国道德模范。接着，全国优秀乡村医生等全国性的荣誉，一个接一个地落在了她身上。

　　当了典型之后，刘玉莲的生活基本上就分成了两个部分：在村里看病和到北京或乌鲁木齐领奖、接受采访。

　　刘玉莲的病人更多了，连很远的村子都有人专门来找她看病。在北京领奖时，她的手机经常响起，打来的绝大多数是病人。病人打电话不分时候，更不管刘玉莲在北京用手机接长途要付高额的漫游费，也改不了叫刘玉莲丫头的习惯。他们只是反复地、执拗地问，要刘玉莲解释她为什么没呆在卫生室里：“丫头，你啥时回家？我们家的病人病得厉害。”

　　刘玉莲一到家，有些女病人看到，就扯着她的手说：“丫头，你咋一走就是半年呢？”刘玉莲乐了，“也就是走了5天嘛，你想我了？”

　　路上遇到上学的小孩子，小孩子们向刘玉莲打招呼：“丫头大夫，你好吗？”刘玉莲笑眯眯地回答：“我很好，你们好吗？” 顽童们“嘎嘎嘎”地大笑着跑远了。

　　在中国西部经济并不发达的这个小小社区里，由于刘玉莲的存在，有300多户的二堡村达到了基层卫生保健的最理想状态??小病不出村。

　　刘玉莲要到北京开会，卫生局派人到她家接她。他们原以为，刘玉莲从来没有去过北京，甚至连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都没有去过，这次出这么远的门，得到这么大的荣誉，家里还不得给她认真地做上两个好菜，送行一下？

　　吃饭的时候，放着肉的抓饭，放在卫生局干部面前，里面有两三块指甲大的肉。另一盘没有肉的拿在刘玉莲自己手里??她要把好东西拿给客人。

　　后来提起来，卫生局的干部还在感叹：没想到刘玉莲家那么穷，也想不到她就是当了那么大的典型，心还是那么纯净。

　　饭桌上，领导正在发表讲话，所有的人都做出认真聆听的样子。唯有刘玉莲，在这个当口端着酒杯站起来，绕过整个桌子走过来，给她想敬酒的人敬酒，全然不顾领导的脸色。（下转第7版）

　　刘玉莲获奖后，哈密市政府拨了一笔款，准备给她修一下房屋，不让她再住在土坯房子里。施工队来了，没想到，刘玉莲张着两臂拦在了房门前。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刘玉莲说：“房子不能修，要修，我自己攒钱修。党和政府已经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如果政府给啥我就要啥，我成了什么人了？”

　　那次刘玉莲是真急了，她一下子哭了。

　　刘玉莲接受了所有的荣誉，但推掉了所有的奖金。这一点让政府机关相当头疼，于是，动员刘玉莲接受政府的美意，便成为当地干部反复要做的工作。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说，刘玉莲或者说“党和政府已经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或者说“我自己有手有脚，可以养活自己”……

　　温和的刘玉莲甚至“警告”家里人：“不准要！”总之拒绝。

　　既然刘玉莲那么看轻金钱看重荣誉，干部索性对刘玉莲说，你是个典型，典型人物日子过得苦，那不是给党和政府脸上抹黑？

　　刘玉莲这才别别扭扭地勉强答应。

　　成为典型后，刘玉莲一如既往地低调和努力，从来不提任何个人生活上的期望。这让当地政府官员感慨万端。哈密市卫生局局长曾经在全市医疗系统大会上问出席的人，一个在农村呆了40多年的乡村医生，成为全国知名典型，无论是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从不找领导提任何要求，你们有几个人能做到？

　　这位女局长冲着台下说，你们各位谁不比刘玉莲学历高？谁不比她技术好？当前医患关系那么紧张，刘玉莲一个乡村医生那么受农民热爱，这一点还不值得大家想想吗？

　　虽然是汉族，但自幼生长在维吾尔族地区，刘玉莲的举止做派完全“民族”化了。

　　她一年四季穿裙子，冬天即使是零下20多摄氏度的气温，刘玉莲也裙子不离身。

　　少数民族妇女热爱修饰的习惯同样也“传染”了她：刘玉莲每天佩戴首饰，哪怕是一条并不太值钱的项链，她也认真地带上，然后给自己化妆。

　　这一点与汉族地区生长的乡村医生十分不同，也与同样生长在农村，与刘玉莲年龄相仿的花甲老人不一样。

　　刘玉莲的身材和相貌，再加上打扮，可以说十分出众。但只要有人夸她漂亮，刘玉莲就会毫不掺假地自谦：“丑死了，好看什么？”

　　刘玉莲的举止和礼貌也与维吾尔族妇女十分相似。在北京，坐电梯的她，一次又一次地把身后的人让进电梯，看到没有人了，才最后一个走进电梯。同行的人提醒她，不要老让了，电梯会关门走掉的。

　　刘玉莲第一次去北京领奖的时候，得知丫头要从北京开会回来，全村的人一早就在村头上等，敲着鼓、跳着舞的队伍一直排到了刘玉莲的家门口。

　　乡亲们说：“丫头出名啦，我们不让丫头离开我们村。”

　　在行医几十年中，刘玉莲有数次机会离开这个村子，去乌鲁木齐或别的地方生活。有一次，因为二堡村生活环境恶劣，政府曾起意将部分村民搬到别的地方去。那一次，刘玉莲的丈夫甚至把搬家后耕种的土地都平整好了。

　　最后刘玉莲还是被村民们拦住了。二堡村的村民说，别人可以走，丫头不能走。政府如果非要把丫头调走也行，那就再派一个像丫头一样好的医生来。

　　刘玉莲的卫生室重新翻盖，要起个名字。刘玉莲说，叫玉莲卫生室吧，我让大家叫了一辈子丫头，以后年纪大了，难道还叫丫头不成？维吾尔族老乡都说，就叫丫头卫生室，我们就喜欢这个名儿，不改。

　　每天早上八点钟左右，刘玉莲都会准时来到卫生室，打扫、消毒，做好一天的准备工作，再等着一个个前来问诊、取药的病人，哪怕是凌晨刚刚下了火车回到家中。

　　新疆的早晨，天亮得晚，八点钟相当于内地的五六点钟。过去，刘玉莲的卫生室只有她一个人，没有人监督她上下班或迟到早退，更没有人盯着打卡扣工资。她服务的对象有村里的群众，最多还有附近几个村子的人。但是，这个乡村医生，40多年来，却用如此自律的方式迎接她职业生涯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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