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委员提出的这个建议,其理由可说是是冠冕堂皇——借此来提高人口素质。在他看来,我国现行的“城市紧,农村松”的生育政策,导致农村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由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均高于农村,其结果直接影响了国民平均素质的提高,也阻碍了城市化的步伐。这个“建议”,与几年前来自湖南的全国人大代表王日新提出的“应允许高素质高学历者生第二胎”的建议可说是如出一辙。
众所周知,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它是以抑制个人的生育权利为条件来保证社会的整体权利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而生育,是人的天然权利,是人生权利中重要性仅次于生命的一项。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收入偏低的工薪阶层还是收入居高的高素质高学历者,“机会”应该是“平等”的,不能也不应该与钱、贫富、户口成份等扯上关系。
近年来,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逐年升高,资源问题、贫困问题、劳动力短缺问题等日益显现出来。在维持低出生率的前提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必要的微调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目前不少地方早就实行了这样的政策——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允许生两胎。这种政策没有与金钱扯上关系,也没有与“素质高低”画上等号,大家感觉都很公平。
“允许市民买二胎指标”的“建议”之所以引发热议,遭遇网友“拍砖”,焦点不仅在于把计划生育当成了一种“买卖”,还在于“提高人口素质”之说太过荒唐。龙未必生龙,凤未必生凤。古今中外,真正意义上的一些杰出人物大多数都是出身贫寒。当今许多博士、硕士,大多也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如此信奉有好“种”就有好“果”,不仅是对“后天”努力的否定,也是对勤奋的一种亵渎,既不理性,也不科学,同时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大相径庭。
在我看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必须遵守法律、考虑国情、兼顾公平,不应也不能以经济作为调节手段,让“允许市民买二胎指标”的建议走上实施前台。当务之急,应多在探讨严格执法上想办法、出主意,而不应该在默许甚至放纵违法生育上提“建议”。否则,这种“提倡”会进一步强化某些人的精英意识,使他们享受更多的特权,甚至会成为一部分群体歧视另外一部分群体的“工具”。
(责任编辑: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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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全面放开的消息一出,很多家庭都还是计划生二胎,但对于高龄妈妈来说,备孕二胎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专家表示,高龄备孕二胎一定要做这些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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