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据曾先生说,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国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因为我们没有共助互济体系。在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而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
其二,曾其毅认为是国人的价值观在作祟。他说:“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
有句糙话:屁股决定脑袋。这句糙话恰可以解释曾先生第一条论据的逻辑。这里所谓的“贵”,虽然采用的是“患”的说法,但其概念内涵是医疗机构的收入。7块钱对300块钱艳羡不已。老百姓说的“贵”,是指看病动辄百多元的开销对于工薪阶层来说,所占比例已经很高。而且都是自己出,没有外国那种互助体系。前后两个“贵”,概念被偷换了。
至于拿修车比看病来说明国人价值观有问题、不尊重生命,实在有点牵强。卫生局的官员也会生病,但不晓得他们是不是也会凌晨爬起来排队挂号。每家医院挂号处的长龙,都是对“看病难”最直观的诠释。不论哪国人,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追求性价比,花几千修车抑或花一百看病,关键要“值”。之所以看病贵成为社会共识,是因为医疗服务让人觉得钱花得冤枉。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就曾经说:“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
这一系列的逻辑悖论,出自于直接掌管医疗卫生机构的官员之口,人们震惊之余对医改不免愈发忧心忡忡。医疗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因病致贫并不是某种传说。对医疗改革寄予厚望的人们,不该被官员们这样指责。
(责任编辑: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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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领域:2003年研究生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临床心血管专业,副主任医师,毕业后长期从事急诊科工作,擅长恶性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绞痛、高血压病、冠心病、上消化道出血、糖尿病酸中毒、脑梗塞、脑出血等疾病的诊治。参与市级课题一项,区级课题一项,发表国内外核心期刊文章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