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难以作出决断的患者，将选择权交给概率。
唯一不同的是，无论被分在哪一组接受术后治疗，病人需要在接下来的10年间配合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跟踪随访。
康克勒认为，通过对患者进行长期跟踪观察，还有助于找到乳腺癌的“分子指纹”。
研究者将通过记录患者的癌细胞系基因表达谱，发现经过放疗和未经放疗的病人间的不同之处。哪些基因被活化上调（up－regulation），哪些基因被抑制下调（down-regulation），这些基因同病情的联系是什么，弄明白这些，乳腺癌的“分子指纹”就能被一一识别出来。而以后的病人，只要通过辨认“分子指纹”，就能够判断其是否有必要接受放射治疗。
王淑莲觉得，这项临床试验的最大意义在于，能够扫除困扰专科医生们很久的“大困惑”。
随着乳腺癌的治愈率越来越高，医疗人员显然并不想止步于“切干净”。近年来，国内选择进行保乳手术的早期乳腺癌患者越来越多。然而，符合保乳手术施术条件的患者毕竟是少数，而不得不进行全乳切除的病人中，则仍有一部分早中期病人或许在术后接受了不必要的放疗。
“不是说一个病能治好就在医学上彻底解决了。”同为女性，王淑莲对乳腺癌患者或许也有着更多天然的同情，“越是能治好的病，越是有更多细节值得去完善。”
如果说在取得同等治疗效果的前提下，从全乳切除到保乳，是女性爱美天性战胜了对疾病的恐惧，那么从“能放疗就放疗”到“能不放疗就不放疗”，则体现了对患者健康的更大关怀。
临床试验的现实困境
尽管是一个各项技术和手段都早已成熟的临床试验，SUPREMO能最终落户中国亦实属不易。
康克勒坦言，早在2007年11月，他就曾带着研究小组，同来自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四地癌症中心的负责人进行磋商。
然而，由于经费问题，直到2009年7月,中英双方才最终达成协议。这中间漫长的两年，是数不清的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往来。
康克勒的一句“这是中国的乳腺癌患者第一次加入全球范围内的乳腺癌放疗研究”，也显得颇有意味。为此，他特别解释道：“由于有药厂的资助，来自中国的患者早已加入过各类药物治疗的临床试验。”
在英国本土，SUPREMO计划由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全程赞助，该理事会的经费来自全体英国纳税人。自2004年计划启动以来，经过伦理评测、计划制定等前期步骤，迄今已在英国征集到超过500名患者。
但在中国，达到这个数字似乎有些难度。
王淑莲感叹，目前国家对医学研究的支持大多集中在基础医学和生物医学上，像这样普通的临床试验“基本要不到钱”。
一名刚入行的年轻医生则对记者分析，一个全国的重点专项研究经费无非在上百万元，却需要学科带头人乃至院士的友情加盟。他断定，如果每年医院“来几个肯赞助的富人”，什么试验都能做得风生水起。但现在，小医生小科室，“哪里弄钱做试验？”
最后的解决方法是，SUPREMO通过与国际乳腺研究组织合作，由后者促成该计划的跨国合作，并成功获得一笔来自香港某慈善基金会捐赠的100万港元资助。
然而，由于资金需要辗转走账数次才能最后到达中方手中，至今，王淑莲和她的科室只能先垫着钱做试验。
每个病人的放疗费用虽然不过数千元，但院方仍不敢放手免除其治疗费。王淑莲和她的同事们所能做的，只有免费为参加该计划的病人做术后治疗计划——对于放疗来说，做计划颇为复杂，包括标记出病人需要照射的部位，同时根据切片精确计算照射范围和剂量。如何既保护正常的器官，又将该照射的地方都照足量，放疗计划的确是个技术活儿。
这已是试验所能提供的最大优惠，但比起外资药厂为药物临床试验赞助每位病人动辄上万元的免费药物，参与乳腺癌放射治疗的临床试验的确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除了经费问题，国内对临床试验的认同度也有待提高。
王淑莲告诉记者，对于符合试验要求的病人，他们会尝试与其沟通。但许多病人一听到“试验”两个字就立刻不再继续对话。
从合作计划敲定至今的一个半月里，王淑莲见过许多符合试验条件的病人，最后同意参加临床试验的只有4例，4人中不乏有医学背景和国外生活背景的患者。
尽管只有4例，王淑莲仍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成绩了。
那100万港元的资助，能够满足60例病人的治疗和研究，而康克勒的想法是能在中国征集到至少200名患者。
王淑莲需要等待余下的愿意接受试验的病人出现，等人数够了，则是整整十年的回访、搜集、整理、分析。
但到了那个时候，至少许多刚刚被失去乳房的阴影笼罩的女性，不必再一次面对无尽的困惑。
（实习编辑：林洁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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