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鸿武：新医改背景下药品流通的融合与裂变

　　记者：那什么方法最好呢？

　　耿鸿武：制定最高零售价。从顺价加价到零差价，再到差别加价，都只是对加成率的管理，而价格本身就是市场中的杠杆，如果把出厂价、加价率、零售价都规定死了，本身就是对市场规律的忽视。建议允许医疗机构在不高于最高零售价格的基础上自主确定销售价，实际的采购价则由医疗机构与药品供应商自主谈判确定。同时允许公立医疗机构合法通过药品收益获得资金补偿，政府不做过多干预，充分利用信息平台，让所有的药品采购在政府统一的采购平台上进行。国家按照医疗机构与供应商的谈判价格对价格进行动态调整，既兼顾药品价格的走低，解决“看病贵”，又保持医疗机构相应的利益，维护医疗机构的发展。

　　记者：药品招标采购的“安徽模式”以“双信封”制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基础上，降低药价，使百姓从中受惠。但是，在基本药物招标采购的具体操作上，也出现了令企业疑惑的“超低价中标”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与“安徽模式”相比， “上海模式”孰优孰劣？

　　耿鸿武：安徽模式、上海模式都是对我国基本药物招标政策的探索和改革，相信无论是安徽还是上海，出发点都是要解决医改中的“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安徽模式是解决价格虚高的问题，采用先评技术标，再评商务标。技术标评审主要对投标药品质量及质量可靠性指标，实行百分制评标。商务标评标中以最低报价确定中标药品，实行单一货源，即一家产品中标；通过商务标认定的企业应该是相对有实力的企业，生产的产品都是合格的、可以满足老百姓需要的，价格越低越好，而且单一货源承诺解决了只有资格没有数量的问题，可以让企业大胆的降价。

　　上海模式与安徽模式有很多相同，如低价中标、量价挂钩、单一货源承诺、政府统一结算等等，也有很多不同，如对招标方式中的质量层次、中标数量等方面。但纵观上海模式，与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印发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相对的保持了一致，只是在质量分层的区别，使外资药品大举进入。上海模式有上海的特殊条件，相信其他省市按此效仿很难，因为政府没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如此的补贴。

　　上海模式让人似曾相识，其实质上与非基药集中采购的方法没有多少不同，当我们褒奖上海模式的同时，不能忘记的是对“县级县以上药品集中采购”的曾经种种议论和反对，上海模式的平和也许不会太多的触动现有生产企业的利益，尤其是外资企业，但是根治药价虚高确是不破不立；安徽模式大破未立，其进步意义不容质疑。

　　记者：最后，请您展望下未来医疗格局？

　　耿鸿武：目前，国家出台的医改政策，主要分城乡两条线的，其中，城市未来格局是以三级医院和社区医院为主导的两级结构；而农村是以现有的二级医院，公立医院中的县级医院为改革重点，这是第一级，以中心的乡镇卫生所改革为二级的。这样就是未来卫生系统的格局，这就是格局的变化，是新医改带来的最大的变化。

　　（耿鸿武：九州通医药集团业务总裁）

（责任编辑：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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