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详解中国医改的陕西样本

　　医改问题不是利润问题，是感情问题

　　陕西省副省长郑小明表示：医改问题实际上带着这种感情去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利润问题，是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用什么办法把问题解决好，这都是医改的办法，这是医改的模式。

　　我说我们一定要把小事当作大事来做，为什么是小事，老百姓看病对领导来说是小事，老百姓看病就是看病，是一个小事，但对农民害了病，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大事，我说一定要把小事当成大事来干，必须带着感情干，如果换位思考，假如自己的父母亲现在在县卫生院等着看病，你就想办法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你得有这个感情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好了，是这么一个想法。

　　陕西公立医院改革后，像吴伟这样的大夫的月收入从一万元左右降到了六七千元。

　　吴伟是陕西子长县医院普外科主任，主持人陈伟鸿问：“医改之后，医生收入状况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介意不介意以你个人的收入告诉大家”。吴伟表示，以自己的个人收入作对比，医改前的收入基本在一万左右，在现在达到六七千，但是医改刚开始的时候工资奖金下来有四五千。

　　主持人陈伟鸿：下降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医生们怎么才能接受平价医院这样的倡导？

　　吴伟说：其实刚开始还是有一些对立情绪的，据我的观察，基本上这种情绪要持续到两个月左右。我记得我们书记、县长再次到我们医院调研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问题出现得比较明显的时候来调研，当时领导说了一句话，就说不要吵着要走，走一个穿红袄的，可以来一个绿袄的，这里人才不缺。

　　改革后，大伙都感觉病人多了，以前我们住院病人平均一百四五左右，现在能达到二百八九，就是住院病人，病人多了，医生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然后你在一个小地方，我说一句实话，我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到小摊上吃饭基本不用掏钱，为啥，大家都认识你，都认为说这个医生水平不错，为人也挺好，县医院现在改革的也挺好，社会上的口碑就好多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这种心里满足，精神层面这种享受，可不是用几千块钱就能买回来的。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刘远立：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采取以药养医的机制，这是最坏的机制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刘远立在《对话》节目现场表示，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采取以药养医的机制，这是最坏的机制，是我们医疗体系当中的病毒，不仅影响到看病贵的问题，也影响到我们医德医风，影响到医患的矛盾，一定要改。所以改革的关键，我想说解决药价虚高只是一个必须的措施，但必须要有配套的措施，配套的措施包括政府的投入的加大，但是我认为更关键的问题还要注意解决我们服务价格虚低的问题，中国的医疗服务的价格在全世界来讲虚低的情况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我们现在扭曲的价格也包括我们的拿手术刀的收入不如拿剃头刀的收入这种现象还存在，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不是子长县和陕西层面的问题，应该是张茅书记这个层面和国家发改委、劳保部要协商解决我们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药价要降下来，但服务价格要还他的价值的本来面目，所以应该实现什么呢？叫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的积极性才能得到保护和提高。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俞卫：贫困地区医院医生的工资应该比公务员高。

　　俞卫说：医院在人才方面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特别是我们贫困地区的医院，在市场中是一个绝对的劣势，但是我们的工资制度其实还没有认识到这个上面，跟不上，我们现在医生的工资大概是市场收入的一半，所以我们一讲说提工资上已经提高了48%，实际上你也就刚刚达到市场水平，所以我们在对医生的工资上面我们要认认真真做一些改革，医生的工资可能要比公务员高，要高多少？这个地方要放到明处来，这样在定价的时候我们也考虑到医生人力资本的价格，那把这些东西理顺了，那我觉得我们对人才的投入，对人才的问题就可能解决得第一步。第二步像贫困县这种人才，我们要做到均等，至少在这些县工作的医生待遇应该是均等的，要把这个保证到，如果让医生提供均等的服务，一定要有均等待遇，这一部分比我们缩小经济差距要走在前面，因为医疗服务的不均等是社会最不能接受的其中之一，我希望在这方面有大的改革。

（责任编辑：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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