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只有23家安康医院，负责接收这些肇事肇祸的强制医疗病人，还有一些省份比如云南没有专门的机构，造成公安没法送，民政不接收，卫生管理系统也查不到信息，难以实施管理，缺乏治疗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不利于社会安全稳定。”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巡视员邓孟春说。
“对肇事肇祸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强制医疗机构来安置。公安、派出所控制了精神障碍患者后，医院没有专门的病区安置这些有危险的病人，这个难题就留给了派出所。比如在丰宁派出所，就需要在24小时内由4位民警不断轮番监视病人，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说。
上海有所安康医院，在《精神卫生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实施后，其职能转变为强制医疗所，不再是行政执行单位，成为了司法执行机构，专门收治触犯刑法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患者。但是该院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其医务人员属于公务员，招进来了医生，还需要再考公务员资格。由于工作艰苦且收入较低，难以留住人才。
患者权益难保障
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无法亲自到法院起诉。违背其意愿将其送入医疗机构的监护人，不可能协助其提起诉讼
《精神卫生法》重点维护三种不同利益，即病人人身自由等方面的权益、公众不受病人危害的权益以及病人对自身健康需要的权利。该法还专章规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保障医院在治疗、救助精神障碍患者时的独立性、规范性，有效减少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人为因素的干扰，以此终结“被精神病”。
单雪伟认为，该法在维护患者合法权益方面仍存在不少难点。“有很多患者的监护人是不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他们的角色是缺位的，比如该出院的时候通知监护人，监护人却说‘病人死了再来找我’，很多强制医疗患者因此出不了院。还有监护人想当然认为患者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房屋动迁、房屋产权交割，都不征求患者的意见。”上海强制医疗所为此和宝山区司法局合作，在所里设立法律援助岗位，帮助患者维护合法权益。
患者赵勇两年前因病发伤人致死，家人把他送到昆明精神病院，这一住就是2年9个月。一年多前病情稳定了，赵勇很想回家，但是作为法定监护人的父亲年事已高，已有80多岁，无法照顾他，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不敢接他回去，哥哥接手了赵勇原来种的地。“我是想回家的。”赵勇说时不停地咽口水。监护人没法接他回家，县里不敢接收，如果接收了还需要纳入辖区公安机关和社区的管理范畴，但当地这方面的管理力量较为薄弱。医院也不敢擅自把他放出去，赵勇的回家之路显得异常漫长。
《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认为被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但是，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无法亲自到法院起诉；违背其意愿将其送入医疗机构的监护人，不可能协助其提起诉讼；患者难以查阅复印病历作为诉讼证据，患者依然难以完成诉讼。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医师谢斌认为，在实际操作中，有意的“被精神病”的现象比较少见，倒是现在一些刑事案件的办案人员一听说作案者患过有精神障碍，就送往医疗机构要求办理住院，没走司法程序就实施强制医疗。实际上，对于暴力作案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按照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应该通过一系列司法程序，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能正常接受诉讼和受审，则正常受审；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由法院决定实施强制医疗，一般是就放在安康医院(或现在的强制医疗所)收治。许多国家是在监狱里开展强制医疗的服务，病情稳定后，该继续服刑的继续服刑，该回到社区的在社区接受强制随访和门诊服务。这既是对强制医疗患者合法权益的一种保护，是对受害者和社会公众权益的保护，还能更好地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
延伸阅读
什么是精神病人强制医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强制医疗的决定机关为人民法院，执行机关为公安机关。具体而言，人民法院负责强制医疗决定书的作出，公安机关负责强制执行。
《精神卫生法》规定，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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