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多数药害事故受害者被遗忘 孤立无援

　　“我现在跟孙子似的，跟药厂讨钱一样。”刘勇叹气。

　　有5人与华源公司和解了，“他们一路下来都是借钱，拿了钱准备回家还钱。”陈永飞说，“他们是绝望了，不是因为得到了满意答复。”

　　家已不成家。刘勇原本在一家医院当保安，月工资500元。妻子打杂活，每月能赚六百多元。自从女儿出事之后，他们俩就没法安稳工作，刘勇不停在外地奔波。现在，有朋友介绍工作，他也不敢接，他担心哪一天又得外出，工作落下了对不起朋友。

　　家里失去了一个活泼的身影，妻子不愿意呆在冷清的屋里，她大部分时间回到娘家，寻觅工作接济家用。

　　与女儿有关的物品都收拾干净了，但偶尔还能在沙发底下发现一小节铅笔。“那是姑娘用剩下的。”父亲一阵心酸。

　　杜彦霞：等待判决

　　现在，27岁的杜彦霞没事就上网搜索“欣弗”事件的进展。去年7月份，她看到有律师代理“欣弗”的新闻后，决定打官司。律师忙不过来，建议她在当地法院起诉。

　　杜彦霞的代理律师尹旭东列出了3个被告：安徽、上海和中国华源。与浦东法院不同，当地法院立案了。第一次开庭时，杜彦霞的病症和“欣弗”的关联性只有医院开具的证明，被告律师认为不能作为法律证据。最后，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重新鉴定，确定杜彦霞是由“欣弗”引起的药物性肝炎。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受害者要鉴定是很困难的。”尹旭东感慨，“鉴定费要600元。而且时间不确定，有时候会变成马拉松。”按照法律程序，如果对方不认可鉴定结果，必须再到上一级鉴定机构，程序复杂，可能会拖上一两年时间。

　　“欣弗”可能造成的后遗症无法鉴定。“要是有机构能做这样的鉴定，我们很愿意去。”杜彦霞的丈夫说。

　　杜彦霞目前在家里休养。她感觉身体已大不如前，穿衣服比以前增多一件。“走一会路就累了，抵抗力下降，容易感冒。生病也只敢吃中药。”

　　丈夫压力很大，“欣弗”成了这个家庭的转折点。

　　杜彦霞原来在经营一家小饭店。患病前，丈夫贷款四十多万、借债10万盘下了隔壁楼房，正准备扩大经营。装修后期，她有些小感冒，就在家门口的诊所打点滴“欣弗”。刚打了一点，护士出身的杜彦霞觉察出不对劲，马上拔掉针头，打了两支急救针。等丈夫赶来，她的脸色已变成青紫。

　　饭店的活儿从此撂下，现在已经关闭。丈夫依然每月要偿还贷款，还要照顾妻子。他们索赔10.7万元，其中误工费8万左右，这是根据饭店税单计算的。杜彦霞心里明白，“法院不可能支持这么多的”。

　　她的案子在春节后不久就会判决。丈夫开始考虑执行的问题。“这可能很困难。但我还是愿意去——不管赔多少，都是他们赔给我们的。”

　　在丈夫眼里，这些微薄的赔偿金代表了一个人的尊严。

　　其他人

　　“甲氨蝶呤”的受害者感触更为深刻。许多白血病人下肢瘫痪后，双亲不得不辞去工作，在病房服侍了8个多月。家属们期望能得到尊重，但药厂至今未曾到病房看望过患者。这种致上百人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的抗肿瘤药物曾风靡全国。2007年七八月间，上海市华联制药厂生产的4个批次“甲氨蝶呤”被紧急叫停。后查实，药物在生产过程中被污染。

　　“现在好像是我们去求着药厂来和谈似的。”一名北京家属说，“我不要钱也行，就是希望药厂能帮我们承担一半的痛苦。”这位家属69岁的父亲已经病逝，她不希望上法庭才能解决问题，“我已经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甲氨蝶呤”受害者多已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他们将要承担看不到尽头的后续治疗，费用难以估量。然而，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划分这一部分的责任归属。

　　“甲氨蝶呤”的主要责任方华联制药厂则拒绝与律师陈北元谈判，转而以私下方式与受害者协商。许多受害者正重复着“亮菌甲素”受害者的维权之路，他们无法接受药厂强势的态度和笼统的理赔方案，谈判正陷入僵局。

（责任编辑：郎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