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改革最高的顶层设计是卫生立法

　　医改走到今天，对于改革的顶层设计也是众说纷纭，从试点医院的角度，刘建认为，政府在医改中虽然起着关键的作用，其职责真正履行起来却往往无法规范，因此，最高的顶层设计就是立法。在今年的第七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新医改五年与公立医院改革展望”分会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理事长刘建从八个方面阐述了卫生立法的必要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理事长  刘建

　　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

　　目前的新医改主要是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解决到怎样的程度，与政府的投入有直接关系。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依赖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程度，而现在的情况就是公立医院的数量在整个医疗服务市场中占绝对的优势，而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又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明确政府的职能，就要把部分的公立医院放到市场，由社会资本办医院，以此减轻政府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负担。

　　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要有增长比例，按照经济的发展，类似于教育法的规定。“我特别学习了教育法的第53条，将教育换为医疗，我就非常期待我们的卫生法将这些问题都能明确。主渠道是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其他的是辅，逐步增加医疗的投入，保证国家的医疗机构经费有稳定的来源。”刘建说道，“国家财政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怎么样的增加，同时规定了全国各级财政、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国家财政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怎么样的增加，同时规定了全国各级财政、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

　　用立法保障医学伦理，将医疗资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

　　从卫生经济学来说，一个人一生的花费，到一生的最后阶段出现了一个高峰，然而在医学上，高峰之后的经济花费，对挽救生命和经济质量并没有很大作用，甚至往往是投入与产出成反比。事实上，这涉及了医学伦理的问题，鉴于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应该将医疗资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这是伦理问题，也是法律问题，刘建认为，应该在卫生立法中，让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尽可能的平等的享受这些资源，用立法保障和解决伦理之间现实的问题，确保人人可以享受和保障这些权利。

　　确定各层级医疗机构的职责

　　看病难和看病贵，究其根源是就医无序的问题，看似很好的惠民政策，其实是打断了医疗卫生部门用几十年建立了就医秩序，造成了三级医院使用过渡的现状。目前的现状就是三级医院除了要完成疾病的救治，同时还要承担大规模的药品问题。

　　“一条高速公路修得再好，不设置交通标志，没有走路和走道的规矩，难和乱是显而易见的，未来的医疗机构，应该是各司其职、密切合作、互相分工，为我们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让人民群众就医提供好的环境，现在这件事情受到了来自于政策层面的限制”，刘建进一步举例说明了立法对就医秩序的重要性。

　　吸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

　　刘建引用2003非典的例子，指出现今医疗研究信息渠道不通畅的问题。各级各类的医药机构彼此之间不能很好地衔接。医疗机构之间应该有真正的住院病例分享，不能做信息孤岛。在公共安全事件的应对上，刘建主张要“未雨绸缪”，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使医疗真正实现互相共享，而不是局限于一家医院。

　　明确费用管理机构的职责

　　目前，医疗卫生系统中，医保方管理费用和医院方在目的上有严重的分歧，社保部门也如此，从微观来看市场运作的环境，刘建认为社保部门应该是非政府色彩、非盈利性的。“我想应该让医疗机构之间有更多的选择，社保部门不能只是一家，我们的医疗服务卖给谁，应该是有选择的，才可以产生谈判机制”。

　　明确基本医疗需求的定义和外延

　　医疗需求是多层次的，不能局限在基本医疗领域，补充医疗需求的市场不明确，外延不清楚，造成市场了的不景气。“现在的社保部门就是一片树叶阻挡在我们的眼前，除了基本医疗还有补充医疗需求，基本的医疗需求阻挡了补充医疗需求，实际上社会对补充医疗需求是存在的，我们要明确什么是基本医疗，”刘建强调，“补充的医疗要放给社会资本和市场做，我们作为医疗服务的替补方，给二方面都要进行服务”。而这归根到底，是政府投入多少的问题。

　　零容忍不是解决医患关系的根本措施

　　现今的医患关系，根本原因是医疗体制的不完善。“零容忍”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我认为要根本解决机制问题，可以从药品、耗材和试剂方面入手”，刘健建议可以从立法方面解决现今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

　　鼓励社会资本办医院

　　社会资本有办医的积极性，对公立医院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社会资本有积极性，将给公立医院带来严峻的挑战。正如刘建所说：“我们的工作效率、管理水平、人员的素质等，能不能适应下一步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决定作用这一新的态势的出现，值得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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