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后遗症和典型性遗忘

　　国际残疾人日前后，记者走访了一个特殊的残疾人群体，他们就是那些非典后遗症患者。

　　根据公开发布的数据，2003年非典期间，我国共报告非典病例5000多例，其中死亡300多例。那么，在4700例左右的幸存非典患者中，到底有多少人患有非典后遗症？遗憾的是，至今无明确的统计数据。按照相关专家的解释，非典后遗症包括股骨头坏死、肺部纤维化、精神抑郁症等。而医学意义上的病症并不是非典后遗症的全部表现，除了因病致残外，丢掉工作、花钱治病导致因病致贫，性格改变、家庭失和、夫妻离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因病致惨”。一些志愿者作出的跟踪调查结论表明，非典后遗症患者中离婚比例高达60%，重度精神抑郁比例为39%。

　　对于非典后遗症患者的救济，《新闻1+1》介绍了北京市所采取的措施，对符合条件的150名左右的患者，除享受政府免费治疗外，红十字会方面还提供每人每年4000-8000元补助。在北京之外，能够从网络上搜索到的对于非典后遗症患者的医疗救助措施，只有天津等极个别地方。6年过去了，非典已经湮没于往事之中，非典后遗症患者在公共视野中仿佛从来未曾出现过。这就是遗忘，就像我们曾在非典肆虐时学会的洗手，一旦警报解除一切都如过眼烟云。曾经万众瞩目的北京小汤山临时医院，如今青草长进了病房。也许这样一张照片，最能提示什么叫做遗忘。

　　公共的灾难过去了，当时的医院可以被废弃不用，但那群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却不应当被遗忘。尽管说，激素类药物曾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这可能是导致股骨头坏死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一点不应当成为我们记住非典后遗症患者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因。即便医疗方案真的毫无疏漏，对于那些重返尘世阳光的同胞，我们也没有不闻不问的理由。只因为他们是一场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利益受损者，所以他们应当得到必要的救助与补偿。谁也没有把握说非典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一去就永不再来，今天的受害者是他们，下一次就是我们中的一群。关爱他们，就是不遗忘我们自己。

　　但我们习惯于遗忘，而且借助忽视和遗忘一个小群体而忘掉我们自己，这是一种不自知、不自觉的典型性遗忘。当我们获知结石婴儿因三鹿破产而求偿无门的时候，有几个人能够从三聚氰胺的模糊记忆里描画出这些结石婴儿的权利方位？甚至，我们会以为他们已经获得了补偿，而那不过是治疗的费用。法律写明他们应当从不法厂家那里得到赔偿，而今摊在他们面前的只剩一双破产完毕的大手。当成都女子唐福珍在一团火焰中“暴力抗法”过后，舆论的激愤无可置疑，可是我们须知道，在此之前她和她的家人抗争了何止三年五载。在每一场暴力拆迁中，都有一个唐福珍存在，只是我们遗忘了。

　　当我们遗忘结石婴儿和唐福珍的时候，我们以为遗忘的仅仅是“他们”，仅仅是命运不济的一小群人。实际上，我们遗忘的就是自己。寻求公正，要求帮助，这是堂堂正正的权利。一小群人的主张，看似指向他们自己，在更大程度上却指向全体民众。1955年，美国黑人女裁缝帕克斯拒绝为白人让座的举动，是为她自己的尊严，更是为了公民权利的普遍平等。大学生雷闯因申办健康证而入选中国年度经济人物评选，因为他个人的权利也是乙肝感染者的群体权利。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不忽略和遗忘他人，是最好的铭记和彰显自我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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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林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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