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当她儿子颅内的肿瘤消失后……

　　下午三点的时候，她在办公室门口徘徊了一会，接着敲了下门，在得到办公室里的人“请进”回应之后，她很着急，对着坐在电脑前的我说：“大夫，王医生下午还来么？”

　　“王医生昨晚值夜班，今天下午不来了。”

　　“那你能帮我看看会诊医生来了么？李XX（她儿子的名字）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每天只是喝几杯水。”她说完这句话后，刚刚紧张的情绪稍微弱了一些，但语气很快，里面夹杂着焦虑，像是催促，又像是在请求一个确认。

　　她的儿子今年26岁，未婚，六个月之前被确诊为小细胞肺癌，一种两年内死亡率接近百分之八十的恶性肿瘤。她带着儿子去了北京，做过很多检查，也用过很多药，可病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后来又发现了脑转移。这意味着他的儿子又有百分之八十的概率在半年之内会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刚来我所在的医院就诊时，患者就已经出现了意识障碍的症状，根据他的病情，我们并不难推断这种症状是和大脑里转移的肿瘤有关。

　　他们本来打算去北京治疗，但一是因为北京大医院的床位紧张，要等一个月以后，二是因为医疗费用相对较高，这对于本身来自农村家庭且已经花费了十多万的他们来说，选择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或许也是一种折中又正确的选择。

　　患者入院不久，我们就给他制定了很详细的治疗计划，为了更快地改善患者症状，我们把所有的工作都向前推进，“检查、定位、画靶区、治疗”，相较于其他患者，他们大约提前了整整一周的时间。

　　我们都希望他能好，最起码不用这么痛苦地活着。他很年轻，才26岁，比我还小了两岁，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让他得到优先。

　　经过了几次全脑放疗，他的症状明显得到了改善，不仅能下床活动，甚至正常的生活也不再需要他母亲的帮助。他们很开心，觉得生活又有了些希望，尤其是患者的母亲。

　　脑部治疗完成之后的一个月，我们给患者复查了头颅MRI，令我们没想到的是——颅内的肿瘤竟然全部消失了。

　　“这是一个奇迹。”他的母亲对我们说。

　　但我们仍然有些担心。

　　一是因为本身的肿瘤还在，且恶性度极高；二是因为患者还比较年轻，越是年轻的患者，肿瘤生长的愈是凶猛和迅速。虽然颅内的肿瘤没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患者的生存期会延长。我们必须要这些全部告诉患者的母亲，虽然从他们一开始入院我们就一直在这么做。

　　作为医生，我们一般不会对肿瘤患者实话实说，除非患者自己强烈要求或者家属主动告知，大多数肿瘤患者至死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这种看似保护患者的方法在保护效果能取得多大的疗效尚且不知，但对于患者来说，或许信心以及持续愿意接受治疗，比起隐瞒所带来的一次又一次说服，相对于家人来说更加重要。

　　“我们相信你们，医生。北京的专家都推荐我们来你们这，我相信你们能救我的儿子。”她又把之前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们会尽全力，但你们也要有思想准备，因为这个病本身预后就很差。”

　　我们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患者颅内肿瘤消失后的一个月，已经出院的他一大早又突然出现在了科室里，她的母亲满头大汗，对我们说，“在家突然就不能动了，腿疼得十分厉害，小便也一天没解了。”

　　“先预约个盆腔和腰椎的CT，看一下什么情况，是不是肿瘤进展了。”主任在了解了病情之后说道。

　　因为磁共振检查需要预约，和CT这种不怎么浪费时间的检查不同，大医院里的磁共振一般都要提前预约，有的甚至要预约7~10天左右。因为病情需要，我们必须先借助CT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一天之后CT的结果出来了：没有发现明显的肿瘤侵袭。

　　但是患者的症状在用药之后依然没有得到减轻，甚至右腿已经失去了知觉。全科讨论之后决定加急预约核磁检查，看一下骨头和肌肉的情况。

　　也就在这时，患者的母亲来到了办公室，此时是下午三点，她不停地对我说：“我儿子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你们是医生，帮我看看他。而且现在他髋部疼得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还要继续做检查，可你们说，这能检查出来么？”

　　对于这名患者的病情，我也是熟知的，便对她说，“这种情况，我们也在努力，但至于原因还不好说。但你们家人要统一好意见，究竟是继续治疗，还是放弃，家里需要拿出个意见出来，下次可不能在办公室吵起来！”说这段话一切是因为上午发生的事。

　　上午十点的时候，患者母亲找到他儿子的管床医生，与其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男人。男人站在医生的左手边，穿着普通，皮肤有点黑。他声音有点大，不像是正常人和医生说话时的分贝。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检查，结果还没查出来原因。钱都花了这么多，还要我们检查，你们想让我们怎么样？！”

　　医生向这位男性解释了一遍，并把自己的考虑说了出来，“患者有症状，终归还是有原因的，CT看不清楚椎体和附近的肌肉，磁共振可以，应该查一下。最起码，你们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吧。与其稀里糊涂，不如明明白白。”

　　“明明白白又怎样，不还是没得治？”男人的声音又大了一些。

　　站在男人旁边，也就是患者的母亲训斥了他，两人一来二去就吵了起来。母亲坚持无论如何都要治下去，而男的明显有着其他的想法。两人声音越来越大，把走廊里的人都吸引了过来。

　　管床医生呵责了他们，表示这是办公室，并且他们家庭的事需要他们自己协商，而现在，要不要继续查下去则需要拿出个意见出来。因为下一步增强磁共振的检查很贵，还需要打造影剂，需要他们授权，我们才能开展下去。

　　“检查，我们检查，大夫，我们都听你的。”患者的母亲一边说着，一边签着字。

　　“患者得的这个病确实没有好的办法，但无论如何，你们都需要做好思想准备。”当天下午患者母亲找到我，我和她说了这番话。

　　我知道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会和很多患者家属说过类似的话。这种话对于已经当了几年医生的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压力，我们只是把最坏的情况说出来，而这几乎是所有肿瘤患者的宿命。

　　作为肿瘤患者的家属，他们需要不止一次地面对医生的谈话，而每一次谈话可能距离放弃治疗又近了一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希望他们放弃的。因为如果延长生命的成本过分高昂，那生命本身就已经无法承受。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我们需要给活着的人留下点希望，不能让他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得一贫如洗。

　　“他没有父亲，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得病死了。”她又对我说了一遍，第一次可能我没有听清。我听完，先是震惊了一下，接着便明白了上午他们为什么会争吵。

　　“那个男的，他肯定不想治疗，因为这不是他儿子。但我不一样，这是我儿子，我作为他的母亲，我不能放弃他。”

　　“但……”最终我还是把准备要说的话咽了下去，觉得生活对于这个年近五十的女人有些残忍，因为在可以预见的几个月，甚至是几天内，她可能要面临着失去儿子的痛楚。

　　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人世间的悲剧也不过如此吧，我想。

　　在完善磁共振检查之后，导致患者下肢不能动弹的原因找到了：腰3、腰4椎体受侵。

　　在之后的几天里，我时常会看到她进出办公室，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大夫，我儿子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么？”

　　虽然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的，但在她掩面走出办公室之后，第二天她还总会问同样的一个问题。

　　“大夫……”她顿了顿，调整了下情绪，眼神里充满了希望，接着说，“我相信你们还是有办法的。”

　　患者从医院离开的时候是中秋节的前一天，他虽然不能活动，但意识是清楚的，我们的建议是时日无多，回家好好过个节吧。这可能是他生前的最后一个，也可能是他们母子在一起的最后一个。

　　虽然无法从内心里感到他们此时的悲痛，但也渴望着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们不至于在医院里度过这段难捱的生命时光。

　　初中同学曾问我，“假如我真的病了，会怎样？”在这之前，她一直都觉得乳房不舒服，害怕是乳腺癌。

　　我回答道：“其实疾病一点都不可怕，疾病有什么可怕的呢？有病看医生就行了。但对于一些疾病来说，它又是可怕的，它的可怕在于它不会一开始就剥夺你的生命，它给你希望，告诉你应该去看医生，它可以被治疗，但需要成本。在这个过程里，它会慢慢耗尽你的耐心和财富，甚至改变你既定的人生轨迹和机会。直到有一天，你突然觉得人生也不过如此的时候，疾病可能就战胜了我们。而在这个过程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无悔我们肉体存在这个世界的这些年。”

　　“大夫，你们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么？”我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个年近五十、衣着并不光鲜、满脸憔悴的女人在不停地追问着我们这群身穿白大褂的普通人。

　　而此时，我只觉得她很“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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