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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万山矿工陷汞毒泥潭 “汞都”申请20亿元治毒

2014-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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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2001年,贵州汞矿因资源枯竭关闭,曾被称为“中国汞都“的万山特区由此凋敝。当地居民因此饱受离异、失业、汞中毒甚至死亡的困扰,因为污染,当地稻谷出现黑点,村民只能卖了自家稻买进外地稻。自汞矿关闭时起,当地居民通过不同渠道不断上访,但生活并无甚改善。

  据澎湃新闻报道 像一架庞大的超级马车,行驶633年后,“中国汞都”贵州万山的汞矿戛然而止。它曾承载贵州万山特区疾驰,并将其推向“小香港”、“小深圳”的繁荣巅峰。2001年10月,贵州汞矿因资源枯竭,被宣布政策性关闭。

  万山汞储量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因盛产朱砂、水银,曾是中国最大的汞工业生产基地,有“中国汞都”之称。1949年后成立贵州汞矿,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开采。1966年,为服务这里的汞矿开采,国家设立万山特区。2011年,改称万山区,隶属于铜仁市。

  这种在元素周期表中排名第80位的致命元素、地球上唯一的液态金属,它所附着的丹砂,自古以来就被用来炼制据说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丹药,最早在万山开采可上溯至秦汉时代,有记载的官方采冶也长达600余年,始于明初。

  2009年3月,国务院将万山列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2011年初,万山特区开启了一场“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转型”的双转型艰难之旅。

  5年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重新打量这座转型中的城市,发现在这场华丽转身中,仍有部分原贵州汞矿职工,承受着企业关闭后,带来的离异、失业、吸毒、汞中毒、汞污染和死亡困扰。

  生意难做的三轮车夫

  清晨6时30分,黄亚平发动了红色“富路”三轮车的引擎。

  几声粗重的突突声后,他从万山特区同心社区B区的缓坡上,将这辆花2.3万元买的崭新双缸三轮车慢慢驶向汞都大道。临近汞都大道路口,他左右观察来往的车流,寻找转向的机会。

  2002年,贵州汞矿宣布政策性关闭后,他和少部分被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汞矿职工一样,购置了这样的三轮车,穿行在万山特区的解放街和汞都路两条主干道,以及分别从这座城市南北延伸开去的汞都大道和三角岩、土坪。

  黄亚平的父亲,曾是贵州汞矿技术学校的司务长,1962年,因矽肺病去世。1979年,他在这所技校读了两年选矿专业,毕业后被分到贵州汞矿二坑工作。黄家有六兄妹,黄亚平排行老二,还有一位大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

  大姐和他一样在贵州汞矿工作。两个弟弟从贵州汞矿技校毕业后,就被位于贵阳的贵州铝厂招去了。他说,幸好两位兄弟去了贵州铝厂,不然一家人就更倒霉了。

  黄亚平小妹的命运,似乎比其他兄妹更加不堪。她从万山职业中专毕业后,没有分配到工作,去了深圳打工,30多岁时,因吸毒过量死亡。“一个漂漂亮亮的姑娘,太可惜了!”

  这位55岁的贵州汞矿二代职工,已开了10多年三轮出租车。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在贵州汞矿关闭时,有1146名职工选择了一次性买断工龄。离开这个曾经在全国辉煌一时的单位后,有的矿工选择了外出打工。但由于他们在汞矿工作多年,技术相对单一,加上年龄较大,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

  在这座城市里,三轮摩托车是唯一的“出租车”。

  黄亚平说,这10年里,三轮车的起步价从1元涨到了3元。而93号汽油的价格也从每升2.5元涨到现在的8.04元。汞矿关闭时,整个万山城只有150多台三轮出租车,现在已增至246台。其中,有近一半左右的经营者身份是贵州汞矿前矿工。

  生意越来越难做。

  三轮车夫杨明轩说,行业竞争太激烈了,他们每天的收入很少能达到100元。这个城市的任何核心地带之间,步行不会超过20分钟,只有三四家小型KTV。晚上10点左右,街道就变得很冷清。在这座像极中国大多数90年代初期县城的城市,这个行业挣钱不易。

  贵州汞矿关闭后,黄亚平就花了2900元买了一辆二手三轮车,每天上午6点起床,6点30分发车,上午11点左右回家吃中饭。下午1点,他再次出车,晚饭前收工。周而复始。13年里,他换了4辆三轮车。每台车的价格越来越高,动力也越来越大,但挣钱的空间越来越小。

  汞都大道上的车流越来越小。黄亚平开启桔红色的左转弯灯,扭转方向盘,忽闪忽闪地驶向2.5公里左右的城市中心。

  矿工纷纷离婚

  2014年6月,黄亚平再婚,妻子来自万山高楼坪。

  这是他与前妻离婚10年后的又一场婚姻。1994年,前妻工作的贵州汞矿所辖大龙氯碱煤厂因投资严重失误,资金无力周转而全线停产。在无事可做,生活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黄亚平的前妻前往沿海城市打工。

  2001年贵州汞矿关闭前10天左右,前妻回万山与黄亚平离婚。那时,贵州汞矿败象早显,他的月薪只有100元左右,妻子无法再与他生活下去。离婚后,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判给了他。再婚时,儿子已25岁,在贵阳跟表哥学做装潢设计。他说儿子支持他再婚。

  这样的离婚现象,不止属于黄亚平一个人。

  电焊工曾丽娜也是其中之一。她一生命运波折。7岁时,父亲因汞中毒去世。16岁那年,她刚参加工作时,先去五坑修渣坝,半年后,被调到食堂工作。再后来,她又被调去做电焊工。

  2001年,贵州汞矿关闭时,她被以3万多元买断工龄。她在贵州汞矿下属安装公司工作的丈夫,也在这年被买断工龄。

  这年,他们10多岁的大女儿还在读小学,儿子也才1岁多。

  被买断工龄后,丈夫去临近的贵州玉屏县做摩托车修理。她却因身体诸多不适,以及脑萎缩和胃溃疡等病症无法再工作了。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丈夫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有时连饭都吃不上”。

  2009年,丈夫提出了离婚。理由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负担越来越重。现在,曾丽娜每月靠1000多元的养老金生活。但钱太少,“根本不敢乱用。”

  多位贵州汞矿的退休职工说,汞矿关闭后,离婚已成矿工二代中的普遍现象。这个现象,与贵州汞矿鼎盛时期的上世纪70-80年代相比,反差巨大。

  80年代左右,贵州汞矿普通工人每月都能拿70-80元工资。那会儿,铜仁地区很多县里的年轻人毕业后,都愿意来贵州汞矿工作。“全国只有两三个省没有人在这里工作。”另一个让贵州汞矿工人自豪的事情,是他们的婚恋。“哪怕是有些智障的工人,都能找到一个漂亮媳妇”。

  当时,在上海等大城市畅销的奢侈品,诸如两百多元一床的鸭绒毯,也能很快在万山的百货商店卖出去。曾在贵州汞矿电影院担任放映员的刘友培说,那些年,这个电影院经常在第一时间上映最新的国际大片,如在日本轰动一时的《望乡》、印度的《流浪者》,而两公里外的万山特区电影院,通常在两个月后才开始放映。这种繁荣景象,让这个偏居中国西南一隅的山区单位所在地,被贴上了“小香港”和“小深圳”的标签。

  矿工们走在外面,“腰杆都比别人挺得直一些”。汞矿关闭后,微薄的收入和沉重的生活压力,让矿工们的腰杆不再像当年直了。而那些当年冲着嫁到汞矿过美好生活的部分姑娘,正渐次颓然离去。

  在万山,广为流传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件:梅花路一名陈姓矿工买断工龄后,妻子离他而去。他整日郁郁寡欢,借酒消愁,最后跳楼自杀。也有人说,他是醉酒后,不慎从楼上摔下致死。

  吸毒的失意群体

  申玉珍的步履,像一位负债累累的母亲在愁苦地跋涉。

  她和黄亚平同住万山同心社区B区。这位71岁的老妇,走路有些瘸。她的腿是在2008年开始瘸的。那年,她去贵州省委上访,在省委门前的地上睡了一个礼拜后,腿就开始瘸了。此外,她还有高血压和脑萎缩

  申玉珍是矿工家属。1998年,她的丈夫在贵州汞矿工作了35年后,因矽肺病晚期去世。1993年,小儿子姚本强,被贵州水钢招去做电焊工。大儿子姚本发,一直在贵州汞矿做冶炼工。弟弟去贵州水钢这年,姚本发结婚了,妻子吴氏是万山人。

  2001年,36岁的姚本发工作8年后,贵州汞矿关闭,他拿到1.9万元买断工龄安置费。第二年,失意落魄的姚开始吸食海洛因。刚开始,1克海洛因50元,后来涨到100多元。

  1.9万元很快就被花光。他后来成为低保户,每月有230元低保金。

  钱花光后,他卖掉万山三角岩家里结婚时买的彩电、沙发、戒指和床铺。家里值钱的物什全都变成他的毒资。毒瘾鬼魅般如影随形。他开始和其他吸毒的人一样,四处寻找废铁卖。

  三角岩是贵州汞矿工人的一个聚居地。除了当年的行政中心土坪外,三角岩是所有贵州汞矿10个工人聚居地中的第二大社区,人口最多时有1829人。

  汞矿关闭后,待业青年们喜欢在这些社区里晃荡。后来,海洛因也开始进入这个社区,成了部分无业和失意工人们释放烦恼的东西。有时,贵阳有也有零包贩毒人员来这里兜售海洛因。

  姚本发也是这个失意群体中的一员。

  没有钱买海洛因时,姚本发痛苦得在地上打滚。看到儿子的痛苦状态,申玉珍偶尔也会从微薄的抚恤金里,拿出一点给儿子买海洛因。姚本发曾在戒掉毒瘾后,在万山找过工作,但对方说他吸过毒,名声不好,不愿聘他。

  有一年,申玉珍给了1500元,让儿子去外省找工作。10多天后,姚本发回来了。母亲给他的钱也全部花光。他说自己去过湖南、浙江和广东等地,工厂招工的人都说他年纪太大,不愿录用他。

  2004年,妻子吴氏跟他离婚了。

  他继续开始吸毒。2013年12月6日,他被当地抓去万山戒毒所强制戒毒。

  当毒瘾越来越大时,有的吸毒者开始选择注射吸食海洛因。万山一位公务员说,曾有人因为过量注射而死亡,被人们发现时,尸体已开始腐烂。

  7月2日上午,万山阵雨。三角岩一派静谧。这个四处房屋垮塌、灰蒙蒙的小区里,空寂冷清。如果不是偶尔从一幢平房里传出来的电视节目声音,以及偶或突突驶过的三轮出租车,会让人有步入一座死城的错觉。

  随意推开一间房门,潮湿和发霉的气息扑面而来。现在继续留在这些破败房子里的,是少部分60-70岁的老人。无论白昼黑夜,他们都不敢离开屋子太远,因为经常有一些吸毒的年轻人,趁他们不在家时,溜进屋里盗窃一切值钱的东西。几幢上世纪80年代前后修建的楼房里,铁制窗棂也大多被偷走。

  申玉珍说,当年为了帮国家还苏联的债务,贵州汞矿做了数亿元的贡献。“凭什么现在让我们来承受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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