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新波：从家属群殴医生再谈“尊严死”

　　21日上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ICU病房，发生一起医患冲突，该院ICU主任熊旭明被逝者家属殴打致眼角受伤、脾脏破裂，打人者已被警方刑拘。

　　我22日在看望了熊旭明医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很直接地告诉记者，这绝对是今年发生在广东地区最恶劣、最无礼的医闹事件之一。

　　就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逝者龚月欢是一名79岁的老人，是广医二院的老患者，她在医院看过病、被救过命，熊医生和她有很好的关系，但没想到逝者最后一次住院后，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医务人员的全程处置没有过错，家属也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诉求。

　　当然我也希望逝者家属能够通过网络，和平、理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更多的市民了解事实真相，而不是只听医院一面之词。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医生也是公民的一部分，他们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应受保护，法律也需要人人遵守。

　　联想到上周在上海同样上演了一出因抢救无效死亡大闹重症室的野蛮剧，我们不禁要反思——临终，每个人都要经历，但至于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各有各的选择。

　　逝者去也，生者撒野，怎叫逝者安息？我想逝者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孙如此无礼地对待救治她的医生！何为尊严，我看这就是一种尊严！最近，“尊严死”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安乐死”和“尊严死”是在字面上玩花巧。其实不然！安乐死，也叫主动安乐死（Active Euthanasia），是主动地通过注射药物等措施帮助患者结束生命；尊严死，也叫被动安乐死（Passive Euthanasia），只是建议在生命终末期，患者停止治疗，自然地死去。

　　对死亡的恐惧乃是人的本能，随着现代医学的昌明，人的寿命无疑被延长了，但终不能免于一死，这就导致了社会上出现一种比较极端的现象，虽然知道面对亲人将去很无奈，在无能，无力情况下，我们还在“尽一切能力”抢救。他们有平民，也有达官贵人。

　　在这个世界上，对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归结最了解、最清楚的莫过于医生，但就是这样的一群人，面对临终，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医生的选择似乎与普通人不同：他们几乎选择不被治疗。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选。尽管他们通常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

　　“不”，并不意味着放弃生命。他们也想活着，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很清楚无效治疗。他们也很明白，人最怕在痛苦和孤独中离开，因此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到来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而是与家人在一起，安详地度过最后的日子，这就是“尊严死”！

　　但在面对病人临终时，医生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或许有人会说，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哪有放弃的道理？殊不知，医学的不确定性以及局限性使得医生在面对无法挽救的生命时是非常地无奈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生命有了理智的认识。当生命机体由于疾病或严重伤害的时候，即使使用当今世界的最新技术，医疗仍是无力回天的！花去的是金钱和时间，得到的却是折磨与失望！当一个人走到生命的尽头，作为医疗从业者应该如何帮助病人以更人道、更自然和更安适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呢？

　　正如一位台湾的医生朋友给我分享的文章所说：“以今天医疗的技术水准，身为医疗工作人员所面对的不再是如何让病人得到最佳的医护以延续生命，而是学习如何让病人能降低痛苦，少受折磨，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此刻，医生在治疗的不是“病”，而是“病人”，应该照顾到病人及其家属的心境，并帮助病人有尊严地离开。所以，对医生来说，抢救病人时，有机会，努力救；没机会，努力让病人走得有尊严。这才是医生的责任！

　　“尊严死”在我国才刚刚起步，从现在起，我们就得明白一个道理：在生命的尽头，不要苛求医生创造什么奇迹，而是把生命交给医生。只要医生明白你想什么，医生就会为你做什么。这样，医生的心灵也将得到安慰。

　　在广医二院非理性事件中，我觉得我们应该得到一些启示，当今的社会除了普及健康知识，也要让人们意识到医生并不是神仙，同时要使更多人知道什么是“尊严死”，以及如何通过建立“生前预嘱”，按照个人意愿实现这个愿望。要使更多人知道，在生命尽头选择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既是患者的愿望和避免不必要的折腾，更是保持临逝者尊严的一种权利。遵从个人意愿的“尊严死”只有在大家“通情达理”下，在理智的环境下才可以变成事实。当然也需要法律上支持。

　　（作者系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廖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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