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疫苗背后利益链:从生产到流通利润空间巨大

　　基层疾控部门的困境与选择

　　在2004年江苏宿迁“假疫苗风波”中，作为主角的市妇幼保健所曾向媒体抱怨：改制后，市政府采取差额拨款的方式，每年只23万元，剩下的都要自负盈亏，而“23万连水电都不够”。

　　其负责人还称，“收入主要来自门诊，我们的50多名医生和工作人员每月工资就要十几万，即使这样收入在同行中也是比较低的。”

　　在安徽泗县“甲肝疫苗风波”中，大庄镇防保所有3个编制名额，国家每人每月拨款150元，而一个乡镇防保所运行起来，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多人，人员工资至少要保证每月500元。“最终每年实际运行费用，是财政拨款的16倍多。”

　　在一篇名为“《条例》在基层实施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论文中，来自河南漯河召陵区疾控中心的任东洋写道：“目前，一类疫苗购买费用由省财政承担，保障较好;而一类疫苗接种补助费(包括耗材)由当地政府承担，由于县区财政困难，往往不能很好落实。”

　　“召陵区现人口近50万，《条例》实施后两年来解决经费10万元，只占应投入经费的12.5%。2006年调查显示，全国44%的县未落实基层从事预防接种工作人员的补助经费，其中有448个县(占16%)，政府取消了预防接种收费，而补助经费又未落实，导致接种工作人员缺乏积极性，接种率下降，少数地方甚至停止了接种工作。”

　　不过，广大的基层疾控部门还是活了下来，他们的生存逻辑是什么呢?

　　疫苗。

　　业内人士透露，疾控部门接种疫苗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比如流感疫苗，进口的利润在30%~40%，国产的疫苗则超过50%。而且，防疫部门执行的基本上是计划免疫任务，这部分不需要交税。

　　最关键的，和疫苗相关的法规都规定，疾控部门主管疫苗预防接种，无论来源何处，都要经过疾控部门这一关。

　　《条例》规定，“接种单位应当承担责任区域内的预防接种工作，并接受所在地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技术指导……制定第一类疫苗的需求计划和第二类疫苗的购买计划，并向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和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于是，二类疫苗市场放开之后，基层疾控部门更是将此类疫苗的接种，当作了主要营收之道。

　　以人用狂犬病疫苗为例，从厂家的进货价大致为20元左右每人份，但在各级疾控之间进行层层利润分配，到了县、乡一级疾控中心时，价格已经达到140多元，再至乡村防保所，接种价格甚至已达200元。

　　省级疾控部门的权力寻租

　　对于基层疾控部门而言，拨款不足和营收诱惑双重存在，对于省级疾控部门而言，官场腐败、权力寻租则成了“疫苗问题”高发的另一面。

　　“山西疫苗事件”中，与山西省疾控中心合作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华卫)以每年380万元的代价，垄断了山西全省疫苗市场。

　　情况不止是山西。

　　2006年9月，原来的抗击“非典”英雄——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因收受疫苗经销商贿赂1118.5万元，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作为广东省疾控中心的一个所长，罗耀星所拥有的，是广东全省疫苗的推广、订购、审核等权力，在采购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等的疫苗中，罗开始权力寻租——多次伙同免疫规划所疫苗组组长蔡汉港共同收受经销商贿送款共计1162万元，罗耀星分得其中的707万元……

　　让人想不到的是，4年后，“山西疫苗事件”进入大众视野，几乎活生生再现了利益和权力交换的丑剧。而中国省级疾控系统中，还有多少个“罗耀星”、“栗文元”，没人能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