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防治研究者：要把看到的现状告诉决策者

　　1992年起，夏国美涉足艾滋病防治研究，是中国最早研究艾滋病防治的学者之一。她最早从理论层面上提出“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这个观点引起国务院、卫生部的重视。

　　今年“三八”妇女节，她获得“第五届上海市巾帼创新奖提名奖”。

　　1 贵州一年改变人生

　　夏国美当过7年医生，曾作为上海医疗队的一员到贵州农村服务一年。如果没有这次经历，夏国美也许今天还是个医生。“贫穷、落后，令人震撼。”她说，“一次去给一个村里的小孩看病，要翻一座山，当我赶到时，小孩已经死了。按照当地人的习俗，小孩死了不下葬，扔到树林里喂野兽。既然来了，就给其他村民看看病。村民为了款待我，特地煮了面条，割了点腊肉放在上面，腊肉是他们最好的东西，平时舍不得吃。主人家的7个孩子穿着破烂的衣服，像一排音节一样，瞪大了眼睛守在锅子旁边。我实在不忍心吃。”夏国美觉得，做医生救不了那么多人，要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需要政策层面上的东西，需要社会科学。于是她选择了到上海大学学习社会学。

　　2 第一次接触艾滋病

　　上世纪80年代末，社科院把研究性病的任务交给了她。出于职业的敏感，1989年中国出现第一批艾滋病感染者后，夏国美的注意力转向了艾滋病。她至今记得1993年第一次在上海疾控中心见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的情景。“我想象中，给他们看病，至少医生要穿白大褂，在诊疗室里看病。没想到，潘孝彰医生穿着西装，在办公室里和病人聊天。病人说自己淋巴有点问题，医生伸手摸了摸他的脖子，没洗手就从胸前口袋里掏出钢笔给病人开处方。”在人们视艾滋病为魔鬼、超级绝症的年代，这位医生的举动震撼了夏国美。刚开始她觉得这医生怎么这样不讲卫生，随后她明白了——这位可敬的医生是用自己的行动告诉病人和病人家属，艾滋病除了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3种途径传播外，日常接触毫无问题。

　　“我是医生出身，我相信科学，我知道和艾滋病人一起吃饭、共用马桶是没有丝毫问题的。”夏国美的“心理脱敏期”很快结束了。

　　3 家里电话告诉吸毒者

　　要研究艾滋病防治，必须了解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知道他们所为所思。从1992年开始，她多次去新疆、云南、四川等地调查。在上海，她找艾滋病高危人群，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倾听卖淫女、注射吸毒者、男同性恋者的声音。“有时我上了出租车，问司机‘最近哪里小姐多？’司机的反应都是一愣，纳闷你这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女人怎么对‘小姐’感兴趣？”夏国美想起当时的情景就笑。

　　刚开始，卖淫女、吸毒者对她和她的研究生十分戒备，以为他们是警察派来的卧底，不说实话。夏国美说起她和一个吸毒人员的交往经历。第一次见面，夏国美请他吃饭，把自己的姓名、身份、手机、家里电话统统告诉他，但没有向对方要任何信息。后来这人半夜三更给夏国美家里打电话。“这是他在试探我，看我给他的信息是不是真的。”第二次夏国美又约他，对方提出去歌厅唱歌。夏国美把他载上出租车不久，这人开始打电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跟夏国美说，要在徐家汇路停一下，“只要半分钟”。到了他说的那个路口，这人从车上窜下，从路边一个人手中接过一小包东西，塞上钱，“交易非常迅速，半分钟都不到”。回到车上，他提出去药店，买了个针筒回来。“这时连司机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夏国美一句话没说。到了歌厅，这人跑到厕所去，回来后夏国美也不问他干什么去了。一系列试探后，他觉得夏国美是可靠的，于是把自己吸毒的经过原原本本说给她听。

　　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夏国美“必须放下教授的架子，在他们面前，我是个需要他们帮助的人。”请他们吃饭是最经常做的，“还陪‘小姐’唱歌，投其所好。”把自己的身份电话告诉他们是危险的，也许他们哪一天会报复。去那些娱乐场所也是有危险的。虽然和他们待在一起不会传染艾滋病，但他们也许还有别的传染病，肝炎、结核都有可能。夏国美深知自己的处境，但坚持了下来，10多年里，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她提出“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为她在艾滋病防治研究领域取得成果打下了基础。

　　4 听到感染者的心声

　　大量的访谈让夏国美明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对被曝光的害怕远远大于对生命消失的恐惧。因为整个社会害怕这个病，恐惧是普遍的心态。在人们眼里，艾滋病就像瘟神。

　　7年前，夏国美到西部，对歧视艾滋病人现象深有感触。艾滋病人到医院看病，挂号的时候，对方用镊子夹他们递过来的钱。医生穿着防护服，远远地和病人说话。如果病人不小心碰了医生的桌子，医生会咆哮着骂病人。“如果病人碰了门把手，医生是绝对不会再用手去碰的，他们用脚踢门。”夏国美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在上海，现在这种露骨的歧视少了，但歧视依然存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果身份暴露，将会失去工作和朋友、亲人。“即使单位不以艾滋病为理由辞退他们，也会以其他种种理由辞退他们；朋友亲戚躲着他们；如果在恋爱的话，恋人会跑掉，连亲人都会嫌弃他们。”夏国美说。如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由于某种疾病需要做手术，医院十有八九不肯接收他们，拒绝的理由往往是医院条件不够，没有应对艾滋病的经验和能力，希望病人到传染病医院去，而传染病医院又没有能力做该做的手术。皮球踢来踢去，病情就这样耽搁了。

　　夏国美组织过一些关于艾滋病的会议，请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参加，当然这些人的身份是绝对保密的。一个高学历的女性知道会场里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缠着让夏国美告诉她那人是谁。她说不愿坐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旁边，理由是坐在他边上，一紧张，免疫力就下降，就有可能染上艾滋病病毒。她的理由让夏国美哭笑不得：“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啊，可想而知普通民众的恐惧心理了。”

　　一旦身份暴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失去一切，在这样的情况下，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怎么肯暴露自己的身份呢？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果需要看其他疾病，一般也不会告诉医生自己是艾滋病病毒阳性。“上海现在掌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2000多例，但实际数字是多少，应该乘以3，还是乘以5？”夏国美说，在国外，75%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敢于公开自己的身份，而在我们这里，75%的感染者不愿暴露身份。而这是最大的危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去拔牙，往往没人知道他是感染者，如果医院消毒制度执行不力，就会埋下传播的隐患。

　　有些感染者甚至不愿告诉性伴侣自己被感染了。他们会找一个其他的理由和对方分手，却不提醒对方去检测自己是否已经被感染。这样，对方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其他人开始性接触，而且极有可能涉及更多人。“链条中只要一环出了问题，后果都是严重的。但年轻人结婚时如果对方提出婚检都觉得是对自己的不信任，还有谁会理智到在发生性关系前要求对方出示最近的艾滋病检测报告呢？”民众薄弱的自我保护意识让她非常担心。

　　5 看到可怕的“溜冰”

　　有一次，夏国美与一个海洛因依赖者谈话，想了解对方对强制戒毒的看法。

　　对方说，自己改“溜冰”了，就是服用冰毒。“‘溜’完‘冰’还要‘点菜’，就是找‘小姐’。”

　　夏国美很快摸清楚情况，他们“溜冰”完了要“散冰”，要做爱。一次不过瘾，再找别的“小姐”，有时群交，有的人要求“小姐”使用新型毒品并在用药后提供性服务。

　　药物刺激后产生的病态式兴奋导致难以坚持使用安全套，多次性行为和群交也导致“散冰”引起的性行为很少使用安全套。夏国美敏锐地意识到新型毒品和艾滋病之间的联系。于是，她和上海市禁毒办公室、上海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合作开展了一项调查，在我国首次提出“新型毒品的吸食可能会带来艾滋病快速传播”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