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达志：医改应该回归常识了

　　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部署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强调，今年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开局之年，必须突出重点任务，抓住关键环节，明确责任目标，切实抓好落实，确保开好局、起好步。

　　新华社的报道说，当前医改要着力做好八项工作，其中之二为：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适当提高最高支付限额和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加大医疗救助力度。按说，这是一项显而易见的惠民举措，但网民们却似乎并不领情。一位北京读者跟帖道，国家的政策不错，可到了基层就不是那味了。孩子有个感冒发烧或口腔溃疡什么的，一到医院，先做各项检查，费用贵得吓人，动辄二三百元;本来不太严重，可医生充分说明病情发展的严重性，动员住院，药用最贵的，最后算下来，一个小病能花一千四五百元，即使各种医疗保险能报销三四百元，自己还要拿八百多，还不如在小门诊看病不报销省钱。现在的问题，不是提高报销限额的问题……

　　这些现象，其实大家都感同身受。但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近年来，专家学者们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医改不成功缘于过度市场化，看病难看病贵缘于医院追求暴利。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辞相当受欢迎，一来迎合了普通民众的心理，二来暗合了强势利益集团的主张———公众的盲视是这些说辞很有市场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借此打压民营医疗机构的生存环境则正中了公立大医院既得利益者的下怀。

　　这些年，在医改问题上，某些学者专家把民众忽悠得晕头转向。医改，到了该回归常识的时候了!我们究竟弄没弄清楚医疗卫生的资源分配和医疗机构的资本配置这两个问题的根本区别?

　　这是两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搭界的概念。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医改的最大失误，并不是出在医疗机构(医院)的商业化经营方式和资本的市场化配置上(这两方面我们还差得很远很远)，而是缘于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这些公共品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合理。而这些资源的分配主要是政府的事，跟医院的市场化运作何干?

　　现代社会，公民应该享受廉价甚至免费的卫生保障和基本医疗服务，这毋庸置疑。这样的公共品提供主要由政府承担社会辅之，这恐怕也无异议。而当今的医院基本上已是企业法人，它们当然要有自己的商业利益考虑，这也无可厚非。低收入者看不起病，不能怪医院收费高，而只能怪计划经济时代的公费医疗制度坍塌后，没有及时用新的卫生保障体系去取而代之。至于看病贵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医疗机构市场化程度低，无法让患者“货比三家”选择医疗服务，更不足以打破公立医院准垄断地位。

　　因此，医改的问题，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医疗资源这个公共品分配出了问题，岂能拿医院的市场化营运方式开刀。2006年3月18日新华社的一条电讯说：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正面临尴尬境地———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两个截然相反的排名道出了目前中国在医疗体制改革中的困惑。这条消息在当时不知刺激了多少中国人的脆弱神经。有人因此重提医疗市场化问题。其实仔细分析，这个“倒数第四”本来就是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是个纯公共决策和管理领域的问题，跟医疗机构的市场化运作和商业化经营有什么关系?

　　假如回归常识，即可发现，医改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这么两方面：一是，政府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为公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买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增长10倍以上，承担全体公民的基本医疗保障绝无问题)，同时公平合理地分配好公共医疗资源，尽可能避免出现支付过程中的“公地悲剧”。二是，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手段，打破公立大医院的准垄断地位，使全社会的医疗服务费用幅度在市场法则的作用下回归到一个适当的水平上。惟其如此，才可能形成良性循环，最终彻底破解医改难题。

（实习编辑：余凤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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