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医药的生产性保护与生态性保护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 诸国本

　　这里提出几点建议：一，进步一提高民众认识。民族医药是我国少数民族医药的总称。它不是当代新发现的或新创立的、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医学体系，而是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傣医学、壮医学等集合在一起的学术统称和工作定义。民族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但不是中医学的分支，而是中医学的姐妹。世界卫生组织对传统医学下过一个定义，“传统医学是传统中医学、印度医学和阿拉伯医学等传统医学体系以及各种形式的民间疗法的统称。”这说明，一切传统医学体系有各种民间疗法都属于传统医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中国的传统医学包括中医学、民族医学和民间医学三个组成部分，民族医学和中医学的明显区别在于文化背景，理论体系不同，医技方药不同。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丰富性。是世界历史上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中国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就是在实现“中西医并重”方针的同时，又把中医和民族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要高瞻远瞩，全面规划，多方协调，分类指导，扶持和促进中医和民族医在新时期得到更快更好的继承发展。

　　二，重视口头的传统的医学文化的保护和继承。文字是依赖人民文化的重要标志，但是人在口头传承的历史，远比书面文化的历史悠久，即使有了书写文化，口承文化仍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民族医药中，有文字、有文献的部分尽管十分著名和珍贵，但尚属少数，大部分是蕴藏在民间的、凭借口传心授的草医草药知识，像壮医、苗医、瑶医、土家医、侗医等等。这部分口头的传统医药文化，丢失尤为严重，消亡危险更大，其原因除了口承文化本身容易飘逝以外，还由于过去人们比较看重文字传承，而轻视族群记忆和口承文化。大量的草医草药知识，本来就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是通过群众记忆和父子相传、司徒相传不断丰富、不断选择、修正而渐趋稳定且经久流传的，其间蕴藏着这个民族最宝贵的生存经验和文化基因，一旦丢失也无法再生。另一个原因是民族医药长期处于“两起两不管”状态。民族文化工作者大都是哲学社会科学界人，他们研究领域主要是社会、语言、历史、文学、艺术、经济等等，一般不研究民族医学，在田野调查中也忽略民族医学，他们认为民族性医学技术性强，属于医学门类，是卫生部门的事。而卫生部门过去对民族医学扶持不够，专门研究更少，对口承医学能否进入医学殿堂歧见甚多，有的干部甚至持否定态度，于是民族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学术领域处于“两不管”的状态。近30年来，热门在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傣医学比较重视，认为他们有文献、有理论，比口头传承的医药文化，则认为他们“没有东西”、“没有理论”、“无法考试”，有的采取不承认、不研究、不解决的态度。民间草医因为得不到重视，没有资格执业，大都为了生计改了行，也无心传授其子女，从民国时期到现在，上百年的荒废，几十年的折腾，一边是西医西药千帆竞发，一边是草医草药寂寞无问，直到二十世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局面有了好转。第三个原因是客观困难。口承的民族医药内容广博而各异，地域性宽，专业性强，队伍参差不齐，自主研究的能力和条件都不足。造成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濒危境地。因而加紧口头传承的民族传统医药的保护盒抢救，显得更加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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