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卫生局局长齐国华在第七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上指出，实施药品零差率制度的执行主体是医务人员，医改必须保证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增加合理收入，应明确规定医疗机构总收入的50%（扣除药品费用）用于人力成本。

在第七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新医改五年与公立医院改革展望”分论坛上，俞卫发表了他对医疗改革和社会目标的看法。医疗服务有三大社会目标：一是建立统一的全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让成本效益进入基本医疗保障包；二是成本效益最好的诊疗手段进入基本医疗保障包；三是建立以维护人民健康为最终目标的连续的医疗服务体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理事长刘建从八个方面阐述了卫生立法的必要性。回顾我国的卫生立法历程，从恢复重建卫生法框架，到充实卫生法医疗内容，再到如今完善卫生法体系的阶段，我国卫生立法的内容和条款其实并不少，真正缺乏的是类似于我国公布的教育法的卫生法。

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主任罗乐宣在第七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上介绍，深圳市作为国家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城市，经过几年的研究探讨，各政府和各部门的博弈，各部门间逐步形成了共识，从去年开始，深圳市在管办分开、医药分开、政事分开等几个方面有了实质性的工作。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第七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中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因为中国政府主动调整。在经济面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准备花更大的力气，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财力解决大家面临的问题，包括医患矛盾、看病难等重要的问题。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陈肖鸣在“公立医院直面药品零差率改革”的讲座中，明确指出：现阶段实施药品零差率政策是实现医药分开的步骤之一，但改革的关键在于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医保支付和财政投入必须同步到位。

研究社保、医保多年的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直言，中国医疗保险发展十几年来，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完成了第一个功能，但第二功能，即抑制医患道德风险、合理医疗、抑制医生趋利诱导和过度医疗，亟待强化。

医保作为医院收入的主体，决定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医保给钱，医院要钱，这样的利益关系让双方处于“链条”的两面。利益协调不好，双方发展就容易陷入僵局。在第七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上，医保与医院的代表们就表现出双方积压已久的矛盾。在“建立谈判机制 共促健康发展”圆桌会议上，医保经办机构、医院院长、专家学者多方经过一番激励探讨，针对医疗服务等话多个题达成许多共识。

顾昕教授认为，必须强调医保付费改革的重要性。公共契约模式的战略意义使医保付费改革绝非技术性措施，建立机制是公共契约模式的核心，需要在医疗付费者与医疗提供者之间建立一个全新的市场机制，而新市场机制的特征是集团购买。通过市场，并依据市场规则来配置资源，实现效益和效率的双赢，而医保付费改革，就是改变医疗市场资源配置的机制，是让钱随着病人走。

在第七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医保改革对医疗机构影响分论坛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伍冀湘在发言时表示，总额预付，首先要把保、供、需三者关系处理好，要能实现三方共赢。总额预付转变了医院管理观念，从费用管理转为成本管理，从被动管理转为主动管理。

如何才能避免伤医杀医事件的一再发生？如何才能维护医护人员的权益？来自行政线、学术线和监督线等不同方向的专家、官员提出了多种观点：首先，医疗纠纷不是单纯的易患关系恶化，而是社会多个问题的具体体现；其次，解决医疗纠纷，领导要有魄力；最后，医学模式转型过程，医患纠纷的处理不能只诉诸于行政渠道。

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雷海潮表示，药品加成政策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我国正处于经济低弱的特殊时期。在全民和政府都没有足够财力的形势下，国家想发展卫生事业，就不得不依靠药品加成来增加经费来源，这是50年代特殊时期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筹资办法，现阶段我国的财力相较于50年代，已增加了一千倍以上，不能继续用这样的手段来解决公立医院的存在和发展问题。

前台湾台北市卫生局局长张珩认为，发生医疗纠纷，应该交由医疗纠纷审议委员会解决。其中关键的三个环节是，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评审，还有一个法律的裁判。

广东省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张亚林副局长表示，支付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就是在“大医改”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实现医疗卫生资源合理配置，通过影响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在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进行积极干预。

公立医院改革后，药品收入转为医院运营的成本，医事服务费更合理体现了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并成为医疗收入中最主要、含金量最高的来源。医院更关注服务，也调动了医生提供更多、更优质服务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