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力生：医生就是在“逆天行道”

　　上次采访余力生，还是2013年10月，因为浙江温岭的“伤医案”。那天，余力生下了手术才知道，罹难的医生是自己的同行：五官科主任。那之前大约一年半的时候， 余力生科里的一位医生，也曾无端地被病人刺伤，右颈内静脉完全割断，共输血1500毫升……事发第二天，人民医院的“五官科”如常开诊，唯一的改变是，将原来医生背朝外坐的椅子，换成了面朝外的方向，想再有人冲进来行凶时，正在看病的医生们能早点知道。

　　1994年就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余力生，早就有一个无奈的结论：人的疾病和死亡，三分之一是上帝决定的，三分之一是病人自己，剩下的三分之一才轮到医生，而他每天做的，就是在对抗疾病发展的必然规律。

　　“伤医案”还在发生，病人的数量还在增加，余力生和他的同事们也还在那间出过事的诊室里，日复一日地“逆天行道”着。

　　不马上手术，孩子就要没命了

　　北京晨报：你是五官科主任，自己也有专攻的领域吧？

　　余：五官科包括耳、鼻、喉，我的专业是内耳。我在德国的维尔茨堡大学读了3年博士，世界第一个内耳重建就是在那里，那是1950年。那里出过18个诺贝尔奖得主，我的老师Helms教授是国际医学界耳科最著名的专家。

　　我学成回来时，按照当时德国的技术做了软骨的鼓膜重建，当时国内专家对此还有怀疑，后来，出国的人多了，也有专家去了德国，回来对我说，中国的医疗水平，和德国差四五十年，但是，最近十几年，我们明显赶上了。

　　北京晨报：很多人只知道得“中耳炎”时要去“五官科”。

　　余：有一次，我去云南，帮他们做“耳蜗植入”的手术，手术结束后，他们让我去看个病人，是个14岁的男孩子。他一走过来我就知道他是“胆酯瘤”，因为身上带着很特殊的臭味。这孩子已经发烧一个月了，而且是高烧，头疼得厉害，当地医院一直给他输液消炎，已经输了4周，再输下去都要“肺纤维化”了。他有两个哥哥，已经早早的死掉了，这是家里最后一个孩子。

　　我马上让他们退了机票，因为孩子必须手术。孩子母亲犹犹豫豫地对我说：“……我们没有钱”。我说，这哪是为钱呀？不马上手术孩子的命就没了！手术中的引流我放得非常慢，如果快了，孩子就会发生“脑疝”，可能手术中就没命了，最后至少放出了50毫升的脓，这么多的脓液挤在脑子里，如果转院，孩子可能就死在半路上了。我走的时候，孩子母亲赶过来，手里托着一大包钱，全是几元几元的零钱……

　　美国总统就死于这个病

　　北京晨报：这么要命的病，城市里很少见了吧？

　　余：那地方太穷了，这种病和经济落后有关。大城市的病，已经从过去的感染性疾病，变成现在的生活方式病，但也有急性的，会马上要命的。

　　北京有个医院就接收过这样的病人，因为嗓子疼来急诊，医生诊断是“扁桃体炎”，开了药，结果病人出了急诊就倒地死了。他得的是“急性会厌炎”，会厌就在嗓子，急性炎症的时候会水肿，堵塞气道，病人是因窒息而死的。美国以前的总统华盛顿，就是死于这个病。

　　这种情况每年我们都会有几个，虽然诊断之后治疗很简单，但很容易被忽视、误诊，所以我不断对科里的医生强调：遇到嗓子疼，但扁桃体并不红肿的，一定要用“间接喉镜”看看下面的会厌，别轻易放走。

　　北京晨报：读者看到这个，会对“五官科”有新认识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病。

　　余：黑龙江一个病人，晕得厉害，在当地各种治疗、诊断，花了两万多，还是照样晕。来的时候兴师动众，推着轮椅，一群人簇拥着进来的，结果一检查，是“耳石症”，马上做了个“耳石复位”，才花了200多元，从治疗床上下来，病人就自己走出诊室了。

　　每年都会拒绝几个要做手术的病人

　　北京晨报：知道“耳石症”的人很少，但耳鸣耳聋的人特别多，好像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

　　余：“耳石症”还有耳鸣、耳聋的高发，和现在人精神压力大有关系。对耳鸣耳聋，国际上使用激素，但是口服或者静脉滴注剂量都很大。2006年的时候，我尝试用耳后注射激素的方式，剂量用得少了，全身吸收的也少，但局部作用却明显增加。后来，有个非常重要的领导，因为工作压力大，听力突然下降，请了各位顶级专家去会诊，我也去了，最后采用的是我的方案。

　　第二天领导的办公室却打电话说，原来只是听力下降，现在却增加了耳鸣，怎么会这样？我说，这就像机器，修好了之后它得有启动的过程，启动之后才能发挥功能，耳鸣就是机器在启动，放心，效果很快就出来了。结果到第二天，不仅耳鸣没有了，听力也恢复了。很多医学现象需要医生自己仔细地观察思考，像苹果一直在往地上掉，但只有掉到牛顿的头上，才得出牛顿定律。我打这样的包票是有理由的，因为已经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北京晨报：之前的很多“伤医案”，好像都发生在“五官科”。

　　余：其他科也有，之所以“五官科”没能幸免，因为过去，五官科医生不太了解以躯体症状为表现的心理疾病，比如“鼻中隔偏曲”。

　　人群中有60%的人有“鼻中隔偏曲”，可导致鼻塞、鼻炎、头疼，有的时候确实是鼻中隔的问题，但精神或者心理疾病的躯体表现，也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如果不知道这个规律，单纯地做了鼻中隔的手术，就算躯体问题解决了，病人仍旧觉得难受，之前的一些伤医案，很可能就有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手术前，要给病人做心理评分的，如果评分显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这个手术是不会做的，要重新评估。

　　我每年都会从要做鼻中隔手术的病人中，挑出几个，不是不给他们治疗，而是要找到他们真正难受的根源，如果是心理的，就算勉强手术了，还是不解决他的问题，甚至可能引起纠纷，医生就成了“替罪羊”。

　　专业可以细分，医生必须全科

　　北京晨报：病人对医学的不理解是医患纠纷的原因之一。

　　余：是的，对医学的不理解，对医生的不信任，其实也是耽误病人自己。曾经有一个嗓子哑的病人来看病，我通过喉镜一看，发现已经有“声带固定”了，我怀疑他的“喉返神经”被压迫了，可能是胸部有占位性病变，马上让他去做胸片，他特不情愿，说我是来治嗓子的，你干吗让我去查肺？勉强的去了，一会儿又回来了，说做胸片的医生让他再做个CT，他说你们这不是过度检查吗？我说你必须去做了，因为放射科医生也发现不对了，结果CT查出他是纵膈肿瘤。

　　北京晨报：你相当于一个“全科医生”。

　　余：其实，医院分科越来越细，可能培养出一些“专家”，但是，对于很多病因复杂的疑难疾病，则更需要医生有丰富的全科知识。某种意义上说，医学是在“逆天行道”，疾病或者衰老都属于自然规律，是基因决定的，是老天让你生病、衰老，医生对抗的是生老病死的“天条”，所以每天都在冒风险，困难重重。

　　我每次的门诊，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和病人进行健康教育，告诉他们，病多是病人自己点的火，医生是在“灭火”，如果病人不点火，不添加易燃材料，大部分火就自然灭了。如果你的生活方式错的，就是在不断“点火”，一旦停止治疗，很容易复发。

　　为“逆天行道”让位

　　北京晨报：为了“逆天行道”，你每天的时间怎么安排？

　　余：我一般都是早上5点半起床，不堵车，到单位还不到7点，离门诊和手术还有一个小时，这段时间很安静，我可以研究病例，写论文，看看资料看看书，医生需要不断地补充自己。

　　1994年，我从德国回来，带了2立方米的行李，全是书和资料，那时候没钱买原版书，在国外原版书很贵，唯一的办法是复印。1999年的时候，我重回德国进修时，得到了一份特殊的圣诞礼物，是导师送我的当时世界上耳鼻喉科领域最领先的专业书。

　　北京晨报：作为医生，你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养生讲究吗？

　　余：特殊的谈不上，每次吃饭吃七成饱，其余的用水果蔬菜补充。如果说特殊的，我不玩保龄球，因为内耳的手术很精细，要在特别小的地方做大文章，手术必须精准，打保龄球手指会疲劳，会影响手术，包括不喝酒，其实也是为了保证手术。

　　■小贴士

　　1799年12月，已退休的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顶风冒雪骑马来到了他的家乡维尔农山庄，他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是仍兴致勃勃地在外边呆了5个小时。第二天，华盛顿因受凉而咽喉疼痛。第三天凌晨，他开始发烧，全身发颤，呼吸开始不畅，随后就发生了严重的窒息，憋得脸色发紫，几乎说不出话来，几个小时后，华盛顿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了人世，最后被确诊是急性会厌炎。

　　会厌位于咽部的声门上方，周围组织松弛，一旦发生炎症，很容易出现严重水肿堵塞气道，造成呼吸困难，治疗不及时可形成脓肿，直至窒息，因来不及抢救而死亡。儿童及成人皆可见，特别在早春秋末发病者较多，男性发病率高。

　　急性会厌炎最常见的病因是感染，过敏、异物外伤刺激也可以导致急性会厌炎，国内每年都有患者因急性会厌炎导致窒息，因来不及抢救而死亡。

　　余力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大学言语听觉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耳内科学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主要致力于耳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擅长中内耳显微手术，人工耳蜗植入术。2002年完成了大陆首例双侧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1994年获得德国医学博士学位。

　　北京市首批医疗鉴定专家库成员。

　　承担国家985、国家十五、国家十一五、国家回国人员科研基金等课题研究工作。

　　《中国耳科学杂志》副主编。

　　■记者手记：

　　余力生是各个电视台健康节目中的常客，他也是最受电视编导们欢迎的专家之一，除了上镜之后的“酷”，有点像医生里的吴秀波，还因为讲话时逻辑清楚，不拖泥带水，这对一个高考数学满分的人来说，可能并非难事。作为典型的“理科男”，余力生喜欢踢球、桥牌、下棋，只可惜这些都在他做了医生之后，让位于这个职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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