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我的死亡”：生前预嘱 能否为生命做主

　　第一个愿望：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知道我的生命宝贵所以希望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尊严。

　　当我不能为自己的医疗问题做决定时，我希望以下这些愿望得到尊重和实行。（请在希望的事情上画钩）

　　1.我不要疼痛，希望医生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指引给我足够的药物解除或减轻我的疼痛，即使这会影响我的神志让我处在朦胧或睡眠状态。

　　2.我不要任何形式的痛苦，如呕吐、痉挛、抽搐、谵妄、恐惧或者有幻觉等等，希望医生和护士尽力帮助我保持舒适。

　　3.我不要任何增加痛苦的治疗和检查（如放疗、化疗、手术探查等），即使医生和护士认为这对明确诊断和改善症状有好处。

　　4.我希望在被治疗和护理时个人隐私得到充分保护。

　　5.我希望所有时间里身体保持洁净无气味。

　　6.我希望定期给我剪指甲、理发、剃须和刷牙。

　　7.我希望我的床保持干爽洁净，如果它被污染了请尽可能快速更换。

　　8.我不想让对我缺乏善意和尊重的医生护士或其他人照顾我。

　　9.我希望在有人需要和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捐赠我的有用器官和组织。

　　赵宝刚导演的热播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男主角的女友变成植物人10年后，器官衰竭需要换肾，是否放弃治疗对亲人成为难题，一度引起网上热议。

　　究竟要不要延续毫无希望和质量的生命？这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关注的话题，几年前，美国女植物人泰利·斯基亚沃在被拔掉进食管13天之后死去，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这个问题的世界性大讨论。后有专业人士撰文称：“如果泰利本人能预先依照这个法律签署一份叫做‘生前预嘱’（Living Will）的文件，对自己病危或临终时要不要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包括要不要使用进食管来延缓死亡过程这样的事情做出明确指示，那事情就不会这样复杂。”

　　“生前预嘱”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近日，中国首个民间“生前预嘱”文本浮出水面，它首次告诉人们：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对自己的死亡方式做出选择。然而它能否被大众接受？能否实行？目前统统还是未知数。

　　“赵宝刚们”有切身之痛

　　实际上，《我的青春谁做主》的这一情节，缘自导演赵宝刚的亲身经历。

　　在医治中，他父亲身上的管子越来越多，最后只能靠升压药维持生命。尽管赵宝刚很想满足父亲回家的愿望，但迫于亲属的压力，还是决定继续治疗。后来在每次推药只能维持七八个小时生命时，赵宝刚终于决定撤药。看着父亲去世，他感触很深，便将这一情节放入了电视剧中。

　　成立于2005年的“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则立志在中国推行“生前预嘱”。网站发起人之一陈小鲁也谈到了自己的这种经历：“我的父亲陈毅1971年发现结肠癌，虽然做了手术和化疗，但一年后恶化，全身转移。当时我在东北当兵，赶回北京时父亲已进入弥留之际。父亲躺在病床上，全身插满了管子，医生不停地给他进行各种治疗，吸痰、清洗、不停地翻身，病人十分痛苦。我悄悄地问，能不能不抢救了？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各种治疗均无法阻止癌细胞扩散，大家都知道无力回天，何必浪费资源，增加病人痛苦。当时医生的回答我至今记得，他说了两句话：你说了算吗？我们敢吗？”

　　陈小鲁表示，以今天的观点，让垂危的病人尽量无痛苦地死去是一件人道的事情，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但是，尽管有着如此经历，赵宝刚依然认为“生前预嘱”这一概念，听着可以，做着太难。

　　生命的最后“五个愿望”

　　“生前预嘱”在中国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记者了解到，一批由政府工作人员、医学界和学术界人士组成的志愿者目前正在致力于这项工作，他们建立了一个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日前，网站邀请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参加研讨的包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段柄仁、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巡视员张丽娜、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著名导演赵宝刚、歌唱家苏小明、作家王朔等。会上，他们推出了中国的首个民间“生前预嘱”文本——“我的五个愿望”。

　　网站负责人罗点点介绍，“生前预嘱”就是年满18周岁的成人均可填写的一份文件，也就是人们事先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即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他们一直致力于推行“生前预嘱”，建议成年人在疾病和生命的终末期，选择不使用徒然延长死亡过程的生命支持系统，如人工呼吸器、心脏复苏术等。

　　研讨会推出了中国的首个民间“生前预嘱”文本——“我的五个愿望”，分别为“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和“我希望让谁帮助我”。其中再分细小条目，以打钩方式填写。

　　参加会议的不少专业人士表示，“我的五个愿望”目前并不具有法律效应，可能签署也不被实行，但是，它确实可以帮助家人了解病人本身无法表达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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