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我的死亡”：生前预嘱 能否为生命做主

　　人生经常有无奈的选择

　　其实，在北京各大医院，这样的“生死抉择”每天都在发生。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放弃治疗绝大多数是由于实在无力承担费用，否则，家人就会拖下去，其实不少病人已经没有任何醒来的可能，有的甚至已脑死亡，但是还可以依靠呼吸机，一天要花费数千元。

　　即使病人签署了白纸黑字的放弃急救同意书，或是生前就一再口头表示过不要急救，这些都只是临终者的心愿，要不要遵守，还得看家属的意思。医生表示，家属的权利大过临终者。

　　在中国，死亡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族的事，所以个人的选择权变得微不足道。一位医生给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某老先生历经多年病痛折磨，最后住进加护病房时已经认命，自称“怕痛甚于怕死”的老先生，一再交代护士不要做临终急救，要让他安静地走。不料，老先生的儿子们拿了父亲的生辰八字去算命，算出的结论是“绝不能让父亲在某月某日某时辰以前去世，否则会有损子孙的财运”。问题是极度孱弱的老先生撑不住，在那“吉时”之前就“死”过五六次了。只是求死不得的他，每次都硬生生被医生从死神手上夺回来：强心针尖长的针管从体外直接插入心脏，肋骨在心肺复苏术的猛力压挤下全数断裂，连皮肤都因多次电击而烧得焦黑……

　　生前预嘱的人道意义

　　面对目前很多人的这种临终现状，一些医疗界人士认为，推行“生前预嘱”无论在经济意义上还是人道意义上都是值得尝试的。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伴随着医学的进步才越来越尖锐的。上世纪60年代“心肺复苏术”的发明，配合人工呼吸器、升血压剂、强心剂等药物，使得自然死亡过程可以从中截断，也使人类多了一项和死神拔河的利器。然而，原本用于紧急救命的心肺复苏术，在近代医学“延命至上主义”观念下，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各类临终病人。

　　中国脑库的周大力女士提出了一个数据，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都花在了最后的抢救中。

　　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表示，没有“生前预嘱”就导致了这种状况。病人在意识清醒时表示不接受生命支持系统的治疗，可能是想给自己留下生命的尊严，也可能是不想给家庭造成负担，更有可能他已经改变主意，却无法表达。目前在临床上，医生会尽最大的可能挽救病人的生命，但是，如果家属同意，ICU重症病房的医护人员也会向难以治愈的病人提供“最佳死亡”方式。同时，也有病人自己放弃治疗，可以说，这就是“自然死亡”与“生前预嘱”的一种不自觉表现。

　　调查手记

　　正视“我的死亡”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不愿提起死亡，认为死亡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尤其问及是否对临终有所安排时，60岁以上人群较少答复。因此，在中国，“生前预嘱”还是一个比较前沿的小众话题，无论是人们的伦理道德，还是民众的经济实力，“生前预嘱”仍面临很多障碍。正如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段柄仁所说，“生前预嘱”是解决“安乐死”提案无法通过的另一条出路。问题是如何将理论说清，阐述清楚“生前预嘱”给人们带来的是幸福、安乐、和谐。其次是要有法律依据，如何使其符合宪法精神。

　　在采访中，也有不少人质疑，如果过于强化“生前预嘱”，这种权利会不会被滥用？人到底有没有死亡的权利？死亡本身的定义都存在着争议，“生前预嘱”是否现实?

　　志愿者们也认为，“生前预嘱”在中国将有一段很长的路。正像网站负责人之一罗点点女士所表示的，作为志愿者，他们希望能够和更多的人一同探讨“选择与尊严”，让人们开始正视“我的死亡”。

（实习编辑：谢瑜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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