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中央财政上半年拨付医改资金801亿

　　国家发改委周二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中央财政今年已累计拨付医改资金801亿元。

　　发改委表示，这部分资金投向分为三大块。支持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资金额度达534亿元，主要用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补助支出;支持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奖代补资金10亿元，主要用于启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事、收入分配、补偿机制等综合改革支出;支持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257亿元，主要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和重大公共服务卫生项目支出。

　　根据今年财政预算报告，2010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268.2亿元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支出增幅高于中央财政支出平均增幅2.5个百分点。

　　医改方案执笔人王虎峰 解读医改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出台。《意见》勾勒了中国医改到2020年的改革方向和框架，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改革基本原则，“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新医改第一年政府投入即达3900亿，超额完成“三年8500亿”的任务。然而恰恰是在一周年之际，暴利1300%乃至2000%的天价药品频现，新医改最想解决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疾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为什么以“回归公益、推行医保”为主题的新医改方案仍然难以破解困局?带着种种疑问，记者专程采访了新医改第八套方案的执笔人、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

　　王虎峰同时具有医学、法学和经济学的背景，并曾在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门工作过。在2006至2009年中国医改方案酝酿过程中，王虎峰通过提交建议方案、发表专著和学术文章等方式，最早提出了中国新一轮医改政策分析框架。

　　在人民大学求是楼的教室里，王虎峰详尽地讲述了他对中国新医改的理解，以及对于新医改的忧虑和期望。对于药品的价格问题，王虎峰说：“我一贯主张是将药品生产流通体制的改革同医疗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从上游到下游的整个环节理顺。如果我们单独就某几类药品进行价格调整，或单独就某一个环节进行调整，就很难奏效。” 　　在人民大学求是楼的教室里，王虎峰详尽地讲述了他对中国新医改的理解。

　　中国医改不仅缺钱，更缺制度、规则

　　B：我们现在的医改正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W：实际上，从2006年开始酝酿，到2009年三四月份出台的新医改方案，比以往任何一轮医疗改革都有巨大的进步和不同。虽然很多人对医改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已经身在新医改风暴之中。换句话说，已经受到新的医改方案的影响。比方说，我们前几十年的医疗改革，基本上都是沿用城乡分割的模式。再怎么改，农村的人也不可能和城里的人在一个政策、一个方案中体现，享受同等的机会。但是这一次，我们很明确，把城乡放在一起，提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B：有了目标，我们该怎么去实现?

　　W：在实现的过程中，很多人以为中国医改就是缺钱。有了钱，这事儿就好办。但我一直认为，医改不仅缺钱，同时也缺制度规则。如果有了钱，医改这事就能解决，那我们就把医改看得太简单了。整个医疗服务体系、医院的体制改革、医生的绩效管理考核和薪酬确定包括一些医疗机构的运作模式的改变等问题，都绝非政府说改或者领导表个态，短期内就能改变的。

　　B：作为医改第八套方案的执笔人，在新一轮医改实施过程中，你们的团队在关注哪些问题?

　　W：最近我一直在关注公立医院改革，其中我特别关注公立医院绩效管理。要把医院的改革、发展和管理很好地贯穿起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绩效管理;绩效管理抓得好，不仅能解决管理问题，还能促进改革。也就是说，医院需要把改革政策贯穿到绩效的考核中，并且要把很多改革目标纳入绩效考核中，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医院的改革。否则的话，上面的改革政策，由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到医生这个地方就卡壳了。如果这样，我们再多的医改政策也很难传导到患者那里去，因为患者所接触的服务都是通过医生的手、医生的笔来获得的。所以我说绩效管理是一个重中之重，也是一个杠杆，也是我们整个国家医改接力棒的最后一棒。下一阶段随着政策陆续出台，能不能跑好，最后就靠医生们了。

（责任编辑：陈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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