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财政资助的医药技术能否出口

　　关于新药创制的问题，最近颇受关注。在相关讨论中，国家财政资助研发的医药技术能否出口这一问题众说纷纭，笔者对此持正方观点，为节省读者时间，直述理由。

　　出口技术与出口物质产品哪个更划算?

　　一个国家总要通过进出口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上的交换，输出自己所长，换回自己所短。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和人均能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进出口更为必要。那么，出口什么呢?

　　通过物质产品的出口，中国输出了自己最富有的体力劳动力资源，换取了外汇、就业率以及物质资料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国不得不搭上自己本来已经短缺的资源和能源，而且生态环境恶化日益严重。

　　通过技术出口，中国可以输出以每年超过美国数倍的毕业大学生和研究生为标志的过剩的基层技术劳力，输出作为其基础的促使上亿家长省吃俭用将孩子送入大学的传统文化，换取外汇、技术研发能力的大幅提高，以及作为“最适合人类居住城市”的评选标准之一的高科技工作职位的增加。所有这些获得是在资源、能源和环境最低消耗的前提下取得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当然，这其中的一个前提是技术向外企转让的价格必须合理。

　　技术出口使中国核心技术更短缺?

　　当笔者同医药相关行业的熟人谈及这一话题，十有八九立即反应：国家出资好不容易搞出来的技术，卖给外国企业，我们不是仍然没有核心技术吗?此言差矣。30年前，中国集全国的生产能力关起门来为人民服务时，我们的生活消费品是那么缺乏，以至吃饭穿衣要限量供给，连脚踏车和缝纫机都是一个家庭的“三大件”。后来，中国的制造业打开国门为全世界人民生产，我们反倒什么都过剩了。连深受资源、能源、环境限制的物质产品的出口都越来越多。不受资源、能源、环境限制的技术资产的出口更会使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多。

　　上述分析可能令对廉价技术翘首以待的一些国内企业不爽：工业发达国家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卡我们，在技术转让中开出天价，而我们反而要把用纳税人的钱资助研发的技术卖给老外吗?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什么是技术的合理价位。据笔者估计，整体上国内民营药企领导团队花在买房和买车上的钱多于买阶段性原创技术的钱。用远远低于技术应有价值的价格(甚至低于技术研发成本的价格)买技术与杀鸡取卵无异。这就是笔者多次提到的“中国没有技术市场”的现状，这才是中国核心技术短缺的真正原因之一。道理很简单，这种价值取向坚持下去，原创性技术研发人员(不包括真忽悠假创新的人士)非清贫一世便难以生存;而年轻人则逐渐远离这个行业。

　　为了进一步解释上述说法，让我们回忆一件往事。30年前，武钢从日本进口了整套轧钢设备，但起初没有购买设备操作所需的数控模型，因其价格竟然与成百吨的先进设备差不多。后来自己实在搞不定，便忍痛买回了数控模型。一看，不过是纸头上一公式耳，当事人几乎无不大呼上当。试想，这件事放到今天，我们企业界的感觉会有本质的不同吗?

　　也许还有一种观点：中国医药市场远远小于发达国家，技术的价格自然不能与之相比。那么，我们把话说透。发达国家市场上，一项完成了临床二期实验的原创新药的技术转让总值一般不低于预计产品年销售额的10%。如果一个未来新药在国内预计年销售额为10亿元人民币，国内药企肯以同样比例为阶段性技术定价吗?

　　弥补中国技术创新中的关键短缺

　　值得一提的是，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存底、每年超过美国数倍的大学和研究生毕业生、星罗棋布的科技园区和近年来大量进口科研仪器的中国，为什么原创性医药技术还远远落后于主要工业发达国家?

　　我们缺少国际领先的科研思路和技术路线;缺少领导这些智力资产的技术领袖型人才;缺少能够深入科学和技术细节发现这些技术领袖型人才的评价体系;更缺少建立有效、公正的评价体系的动力。什么是动力?除了官员的政绩外就是技术的市场。中国虽然也有大量的企业爱好技术，却没有花费同发达国家可以比较的价格购买技术的意愿和习惯;自己不愿意承担风险投入早期的技术研发，却不认可承担风险这件事情的价值，即不为承担了早期技术研发风险的人或机构开高价。目前，这一习惯制约了国内的技术市场。

　　由于既无市场动力，又无足够数量的有水平、不谋私的专家，国内的科技评价，一方面存在着被利益集团绑架的现象，一方面为对抗这种绑架采取了简单量化方法，导致评价标准(文章发表数目、专利数目、重点实验室和某某学者的数目等)脱离技术本身而独行天下。另外在现实中国，对多数人而言，技术攻关和行政公关(包括学者之间的公关)是两种截然不同却均须大力付出的功夫，很难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这就使多数政府资助对行政公关构成正筛选，而对技术攻关构成负筛选。比如，当绝大多数省市科委的基金指南公布时，资助项目早已内定了。也就是说，一个人或机构如果没有足够的行政公关资源用来事先对话和说服决策圈中的人士，无论技术攻关的思路和实力如何，很难不出局。更为严峻的是，这一切在短期内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的可能。

　　这一形势下，技术出口特别是医药技术对于跨国医药企业的出口将为我们带来立竿见影的技术市场和深入技术细节的评价体系。这等于是技术市场和评价体系的进口。这一进口将改变我国科技从业人员(不包括无条件酷爱科学的科学家，虽然他们也从中受益)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将帮助国内企业家理解和认可原创技术的价值和承担风险的价值;将改变我国知识产权弱者的心态;将使许多在现行评价体系下难以进入管理层视线的好技术浮出水面。一句话，良性互动得以开始。

　　中国经济和国际医药产业的双赢

　　医药技术的出口不单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全球新药研发的出路。各大跨国药企普遍意识到几十年来那种高投入、长周期、高回报的新药开发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也面临着创新新药创制机制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应完全按照跨国药企前几十年的做法建立新药创制平台。这方面各跨国药企比较一致的做法是将研、发分家，集中内部资源进行晚期开发，而将较早期的研究外包到中国的研究机构，利用中国超高性价比的基层技术研发人员的资源。中国的技术出口是中国社会和国际医药工业的双赢。

　　这可能会出现“中国的研究机构岂不是在为外国公司打工”这样一种质疑。其实，只要技术转让的价格合理，打工又何妨?事实上，在利用中国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这一点上，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政府的立场并不一致，立法机构也不鼓励。对于跨国企业技术研发工作的转移，美国国会曾就应否立法限制企业向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进行研发外包展开过辩论。道理很简单，把本文列举的第一条理由反过来看就可以了。发达国家政府不会乐见自己国家的高科技打工职位向中国、印度等国流失。

　　还是那句话，提出这一问题旨在抛砖引玉、引起思考。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化，中国的事情已经不能靠说服某个领导人来改善，而应在相关人群中公开讨论，逐步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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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