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孕妇小偷团”调查：家中普遍一贫如洗

　　因情况特殊，在检察院和法院的配合下，这一次的起诉、审判速度比较快。孕妇们没有选择上诉，判决很快开始执行。2011年6月14日，杭州拱墅区法院对部分犯罪人员宣读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并决定立即协同拱墅公安分局的民警，陪同这些罪犯到当地公安机关报到。当天，在民警和医生的看护下，她们踏上了回乡的火车。李小英等人因在怀孕期，被暂时予以监外执行。

　　踏上回乡归途的人中，有15名来自湖南道县，其中大多数来自道县新车乡。另5名来自四川、贵州、江西等地。道县，地处湘粤桂边界。从湖南的省会长沙到道县，要坐8个小时的火车；而从道县到新车乡，也要40分钟。

　　新车乡以种植水稻和卷烟为主，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500元。贫穷，荒芜，这些破落农村的代名词，都可以用在这里。有4名孕妇盗窃者的居住登记地在这里。

　　“李小英的房子早就不住人了，家里只有一个瘸子老父亲，80多岁了，借了人家的一间小房子住。她回来了，但房子都没有了，住到娘家去了。”新车乡八家村的村支书，姓朱，他领记者去看李小英的房子。这栋房子已倒塌一半，里外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

　　吴小玲家的房子更是完全坍塌了。朱支书回忆，吴小玲当初是跟着老公一起出去的，有好几年没有回来了，生了孩子也是打电话回来登记的。两个月以前，乡派出所让他去把她们认领回来时，他瞅了老半天，才把她认出来。

　　在八家村转一圈，随处可见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上头的门锁锈迹斑斑。它们的主人大多出外打工，几年未曾归来。

　　“穷，穷得很。”朱支书重复了很多遍这句话。

　　新车乡莫家湾村，情况看起来比八家村稍好，耸立的红砖房子更多一些。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卷烟，卷烟比水稻收入要好些。但年轻人也大多出外打工了。7月30日正好是新车乡赶集的日子，集市上大多是老人和孩子。

　　莫琳和莫小恬是从这里出去的。

　　说起莫琳，莫家湾村的妇女专干莫大姐摇摇头，“她有4个孩子，大的念小学了，只有一个男孩，五六岁，不会说话的。”为了给孩子治病，莫琳夫妇都出外打工，婆婆在家带孩子。莫琳家的房子，只有一间大平房，旁边搭起一个棚子做厨房。“他们带孩子到浙江看病，打一针就几百。没办法的。”

　　而莫小恬是2011年初才到杭州去的。在2011年3月9日下午的一次盗窃中，她负责望风。这次盗窃得手一只包，内有人民币3000元。莫小恬分到950元。这950元，付出的代价是半年的有期徒刑。“她以前是跟老公一起到广州搞建筑的，家境还可以。但婆婆前几年中风，瘫了，家里一下子负担就重了。”莫大姐说。

　　贫穷，如同巨石，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无论压在谁身上，都是难以承受的重负。

　　孩子治病、老人生病、弟弟上学……这些，在审讯中，在法庭上，也是她们对自己行为给出的理由。

　　“她们说没办法，我说不是没办法，只是你们不做。偷东西，钱来得快，来得轻松，但是她们忽略了一点——这是犯罪。”姜大姐说。

　　“可怜？不可怜！”在杭州，与一位的士司机聊起这件事时，他声音突然提高，“我是坐过牢的人，比谁都清楚，有手有脚，为什么要偷！”在上世纪80年代严打时期，他曾因打架被判入狱4年。

　　“我问她们，这些年都赚了不少钱吧？她们说，也没多少，‘你看我这么穷’。”王旭红说。其实，偷来的东西往往贬值许多，而且她们都是三四个人一起犯罪，每个人也分不到多少，“看她们家乡的情况，就知道，偷窃并没有改变她们的生活。”

　　“一开始是震惊，然后是愤怒，最后是同情。”

　　“丢脸啊！”八家村的朱支书叹息。是他，去乡派出所把李小英、吴小玲、朱惠和朱小花领回八家村的。

　　“朱惠、朱小花不是我们村的，她们都是嫁出去的女儿啦。”朱支书对此耿耿于怀。谈起朱惠为人，他又叹着气说，“朱惠啊，是个老实的孩子。”当了30多年的村支书，村里的很多孩子都是他看着长大的。

　　“她们被送回来的那天晚上，没有一个人敢回家，都去娘家或亲戚家了。”新车乡驻八家村的干部说，“在农村，判刑是一辈子都抹不去的侮辱，是低人一等的。”直到两个月后的现在，她们大多还是寄住在娘家或亲戚家，即使在家里，偶尔出门也是躲躲闪闪的。

　　在新车乡，问起此事，人们都条件反射般地回答三个字“不晓得”，然后用奇怪的眼光瞅你一眼。据说，她们回来的当天，村里说过一阵，后来就沉默了，尤其不对外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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