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世界最大网络直报系统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知道是你提出并推广了基于互联网的全国医疗机构传染病病例直报系统，彻底改变了50多年来医疗机构使用纸质卡邮寄报告的落后模式。当时的疫情监测是怎样的机制？你又是怎样“发明”出这个网络直报系统的？
王陇德：我是2003年4月15日接到通知，加入SARS控制的领导小组。
进入小组前我就听到一些情况，到了小组就开始研究为什么流行成这样。研究发现，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感染了多少人，到底谁感染了。
我们以前的报告是通过邮局投递。医院诊断了一个病例，就填写一个纸质卡，医院收拢再送邮局，寄到县防疫站；县防疫站每旬汇总一次，辖区有几个什么类型的传染病病人，报给省市防疫站；省市防疫站每个月汇总一次，再报给中国CDC。这样一个月以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几例什么传染病，但是具体是谁、在哪里都不知道。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这种体系可以应付流行疫情吗？
王陇德：以前的老的传染病因为我们已经建立起了防疫屏障，不会引起大的流行，所以这样的体系也能凑合解决，但遇到SARS就不行了。
当时连病原体都不清楚，没有办法建立免疫屏障保护易感群体，所有人都是易感群体。
所以我们当时就研究，要控制这种急性传染病，就必须知道病人在哪里，得知道他做过流行病学调查没有，周围有多少密切接触者。要切断传染，就得医疗机构一诊断，我们马上就知道。
当时医疗机构的信息网络系统已经比较普遍，很多医院都在网上写病历了。那我们能不能把这块接过来？能不能设计一个电子病历报告卡，借用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网络马上就能知道？
我80年代去美国学习，美国就是用这一套做信息搜集。当时我的导师在美国做了100万人的肺癌调查，全部数据在计算机里，我就用计算机里的信息来做分析。
因为出去学过，知道这个系统非常有用。现在我们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医疗机构都有自己的网络，国家给疾控中心有一笔费用，我们不需要再有多大的经费投入，主要就是一个集成。
我把信息中心主任叫来一说，就这么做了。诊断后一上网，马上就能知道---病人在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乡，这个病人的门牌号码、性别年龄，他的密切接触者有哪些，哪些有症状。
5月份我借用中科院的地理信息系统，亲手画出了第一张SARS病例分布图，把这个图拿出来，去山西、内蒙古一些省份培训，开会讲我们怎么去发现去控制，怎么去寻找病人的上家和下家。
到了5月下旬，新发病例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个系统里找到的接触者和疑似病例，都是可控的。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系统现在推广运用如何？
王陇德：这个系统在SARS之后推广到艾滋病、结核病、精神病和中风病人，也都建立了直报防控网络。
以前我们的直报系统都是做传染病，一些慢性病没有统计资料。现在这个中风直报系统，是全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慢性病筛查和干预系统。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已经筛查了280多万，危险因素在哪里，采取了什么措施，都有记录。
我们的艾滋病防治综合数据信息系统是目前全球唯一的全国性艾滋病综合数据信息系统。2007年到2012年，全国参与艾滋病检测人数从2320 万人增加到10130万人，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从48074人增加到82434人。
专帮“坏人”的高危人群干预队
《瞭望东方周刊》：正如你此前所说，SARS疫情转变了中国政府对艾滋病、对公共卫生的态度。对于艾滋病，我们在相当一段时期对它充满了偏见和歧视。在政府内部，这个态度是如何变化的？
王陇德：最初，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认识是片面的，整个社会，从群众到政府普遍认为，那些已经感染上艾滋病的人，以及那些还在从事着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危险行为的人，都是少数“坏人”。因此，社会不应该去帮助这些“坏人”，特别是不能用政府财政的钱去给他们提供服务。这种认识严重影响了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进程。
1989年，我国第一个艾滋病暴发流行出现在云南边陲瑞丽县时，有146名吸毒者感染。到2009年，120万人口的德宏州，约有2万人感染艾滋病，涉及人群包括农民、机关干部、警察、医生、教师等各行各业。
2005年，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在德宏州调研艾滋病防治工作时表示，如果在1989年刚出现艾滋病流行时，就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也不至于从少数“坏人”传播到社会上的多数“好人”，使得疫情难以控制。
《瞭望东方周刊》：落实到救助措施，除了“四免一关怀”（即免费初筛、免费母婴阻断、免费义务教育、经济困难人员免费服药和国家提供救治关怀），我们还有一个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是吗？
王陇德：这个工作队是针对我国卖淫现象比较普遍而又十分隐蔽，男男性行为人群复杂而难以接触，流动人口数量庞大，社会组织不健全且能力有限等中国特色设计的。
为了加速针对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控制，2005年我国在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成立了2000多个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队伍主要由疾控部门人员构成，同时有退休医生和护士、社会组织等人员参加。工作人员适应高危人群的活动特点，等正常人下班了就去开展调查和干预活动。
主要任务是摸清辖区内高危人群的种类、数量和分布等情况，根据本辖区内高危人群的情况，针对不同高危人群制定干预工作计划，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疫情筛查、安全套推广、性病防治等具体干预措施，及时上报干预工作情况。
对于以商业性活动为主的高危人群，如果我们的防治人员按照常规的上下班时间工作，就无法为他们提供疾病预防服务；如果我们还是以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就难以接近他们。
因此，需要改变工作思路，改变工作方式。
《瞭望东方周刊》：你参加过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的活动吗？
王陇德：我在海南参加过我们组织的性工作者的聚会，在北京我组织开过同性恋的小会，在云南我也去过同性恋活动站。
中国的同性恋比较特殊，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因，往往还要找个异性组织家庭。对这样的人群，单靠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传播以及伦理道德和法规的宣传教育，效果是有限的。简单、单纯地采用惩治手段，这些人群转入地下隐蔽渠道，就会扩大艾滋病传播的风险。
我们通过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推广安全套，加强预防和监测，2012年全国共有2808个县（区）上报了“高危行为干预工作基本信息报表”，全国月均干预暗娼625019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130例；月均干预男男性行为者252470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0740例；月均报告性病门诊就诊者147941人，发现艾滋病感染者494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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