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试药者揭试药内幕:药厂付3万试药者拿2500

　　北京地区较大的中介公司之一在其网站首页标明，业务范畴为：药品注册代理、非临床研究服务、I~Ⅳ期临床研究、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临床监查与稽查、受试者招募、项目管理培训。换句话说，这家“医药发展公司”提供新药注册的全部流程服务。

　　该公司在沈阳、广州、成都设有分支机构，同时在15个区域和市级、社区医院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依此完成多个国内外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招募”。

　　网站首页的信息还显示，它们持续招募适应症患者，也就是二期受试者。公司说，自己的数据库中有超过1.5万名患者的疾病和治疗信息。

　　3月中旬，记者联系到北京市海淀区一家三级医院的受试者招募负责人，对方表示，试验项目正在伦理委员会那里排队审批，但受试者的招募中介要提前洽谈，“这次试验的日期应该定在4月到5月份之间，以后还会陆续有试验进行。我们招募中介单位类似于招标，希望合作单位首先报价，并希望能够开具技术服务费用类型的发票。”

　　奔波

　　由于京津地区往来便利，在这个区域内存在一些城际受试者。比如来自山东泰安宁阳县偏僻农村的何立虎，曾经口袋里分文没有，入行后一发不可收拾。

　　3月16日上午在天津一家心血管医院抽完10管血之后，11点46分，他坐上了从天津到北京的K286次火车。

　　一个多小时后，列车停靠黄村火车站。何立虎换乘地铁，乘车回到位于大屯路东站附近的地下室宿舍。

　　个头不高的何立虎身材敦实，眼睛不大，配合着修剪整齐的毛寸发型显得炯炯有神，黝黑的手上，指甲显然已经几周没有修剪。虚岁28的他，还没有女朋友。

　　这间地下室宿舍是何立虎“蹭”朋友的，没有暖气，公用洗手间。但因为住在城里，他还比较满意。有次去另一个受试者家玩，“他住回龙观北边的一个小区里，回来的时候我的脸都被挤到公交车的玻璃窗上了，就算是独立卫生间而且非常便宜，我也不想去那边住。”

　　宿舍是距离地铁站约1公里的居民楼地下一层，大门猫眼被抠掉后，已经成为网线和电视信号线的穿线口。大约20平方米的宿舍里摆四张单人床，墙壁上横七竖八地拉满了各种网线、电线以及晾晒衣服的绳子，挂着一些看不出本色的袜子和内衣。

　　两件电器：一台灰白色已经看不出什么牌子的“大肚子”电视机，旁边摆着一个类似电风扇样子的取暖器，小方桌上扑克牌散乱。

　　“没事斗斗地主，玩玩扎金花。”简单塞了几口午饭，脸上已经有些倦意的何立虎和衣躺下，“这是这次试验的第二次入组，下周还得再去一次，就可以结束拿钱了。”

　　与窘迫的宿舍不相称的是几个人豪爽的牌局。他们通常玩“扎金花”：5元底钱，20元封顶，一晚上出入2000多元很正常。在拿到参与试验的报酬后，何立虎也经常和朋友去KTV放松一下。

　　上周开始的这次试验，是消炎类的口服药物，何立虎可以得到3000元。有些意外的是，他还得到了100元交通补贴。

　　他需要三次往返北京和天津，包括体检、服药和最后抽血留样，每次都需要留在医院两天时间。

　　这对何立虎来说，不过是他经历的几十次药品试验之中最普通的情况。唯一不同的是京津间的火车票价18.5元，比北京地铁票价贵了不少。

　　病根

　　像山东农村的很多孩子一样，何立虎初中毕业后又在当地县城念了三年职业中专。专业是机电，但他说实际上并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然后他跟着姐夫到北京打工。“开始跟他学做电梯维修和安装，很累，收入很少。”月薪1300元。半年后他觉得太辛苦，而且周围没有一个女孩子，就到东单的一家川菜馆当服务员，工资涨到2000元。但干了两年他又觉得没什么前途，辞职了。

　　接连换了几家公司，中间又回老家待过几个月，2009年他再次回到北京，“工作很不好找，每个月还得想办法给父母汇钱。”

　　在向老乡借不到钱的时候，他曾经不得不在王府井步行街的长条椅上睡觉。

　　“椅子上垫本杂志，然后枕着背包。”何立虎告诉本刊记者，露宿街头一定不能脱鞋子，否则第二天可能连鞋子也没有了。事实上，当他早上被洒水车叫醒的时候，曾发现垫在后脑勺下面的两本杂志不知去向。

　　终于，某次他手头宽裕时，在网吧上网看到药品人体试验招聘广告：3天时间可以赚到2500元。

　　“开始怀疑是假的，不过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打电话过去知道是家大医院的广告。”那时，何立虎还没有药品人体试验的概念，但觉得这么大的医院肯定不会骗人。

　　到医院体检时，他才发现有很多人应聘受试。何立虎和几个“资深”受试者聊天，知道有人已经做过十年时间，这时心里不再有疑虑。

　　第一次参与试验的是一种消炎药品，包括何立虎在内共有6名受试者。最终，不仅解决了3天的吃饭和住宿，手里还有了2500元钱。“就是体检，然后吃几片药，抽几管血，身上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收获来得太容易了，何立虎于是努力寻找类似的机会。

　　第二次得到的补偿费对他来说不啻是天文数字：1万元。他兴奋地体检、等待，开始都没注意是什么药品。签过《知情同意书》后不久，护士在他的小腹上扎了细细的一针。

　　心里想着1万元，何立虎和其他3名受试者一样口渴、心慌，肚皮像针扎一样地疼。“其他几个人在两小时内都逐渐恢复正常，我一直不舒服，心率已经降低到40次，心电图的数据完全不正常了，医生告诉我那是心律不齐。”

　　这时，何立虎才注意到试验的是一种治疗肿瘤的药物，前后需要注射3针。其他三人完成了全部试验，而他只注射了第一针。

　　后来医生不断要求他到医院做心电图，最多的时候一天就做了20多次。护士跟他开玩笑说，这一天把他一辈子的心电图都做完了。

　　结果，这一天的检查结果中，“心律不齐的记录有8000多次。”连老医生也没能找出原因，只好安慰他说心脏没有毛病，回家静养一段时间后慢慢就好了。

　　不过，何立虎还是拿到了1万元。

　　在以后的日子里，何立虎经常在体检时发现心律不齐。“现在早上起来或者吃饱饭后，我都会觉得胸闷。开始给大夫打电话，对方说那1万元钱包括了赔偿，后来再打电话人家就不接了。”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先后参与了几十次药品试验之后，何立虎粗略计算，收入肯定超过了5万元。

　　“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跟家里人讲，在我们那里这不是个光彩的事情，毕竟是拿身体做试验，相当于不劳而获，而且谁知道以后健康会不会有问题。”家里人至今还以为他在北京做修理电梯的工作。

　　每个月他定时给家里汇去1000元至1500元钱，“老家村里人也开始攀比，谁家买房子啦，谁家买轿车啦，人情比以前淡多了。”

　　说起将来的打算，何立虎还是想找一份维修电梯的工作，“主要是怕身体出状况，毕竟还得考虑以后结婚生孩子。”

　　而那些参与药品试验的日子，很难说能否从何立虎的心中被完全抹去。

　　(文中所涉受试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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