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试药族”试药一次获千元 受试者权益待保护

　　因在参与拜耳公司新药临床试验过程中出现休克等症状，84岁的张老太将拜耳公司及医院诉至法院。近日，该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一审宣判，跨国药企拜耳公司赔偿张老太5万欧元。此事引发人们对试药的关注，武汉是否存在试药族？本报记者连日来调查发现，围绕着武汉上十家有试药资质的三甲医院，常年活动着上千名试药者，他们主要由贫困患者、低收入人群和大学生构成，依靠着每人每次600至1000元的试药补助，构建了一个年产值近千万的试药市场。

　　故事1

　　武汉可能有上千流动试药者

　　“我不把自己抬高到神农氏那样的高度，可是也不应该卑微到不好意思告诉家人和朋友。”今年21岁的王海涛（化名）是一名在读的大三学生，已经做了三年的试药者，如何看待这一工作，让他纠结至今。

　　来自湖北农村的王海涛家境贫寒，大一开学后，为了减轻家人负担，便开始了兼职试药。“刚开始也担心过健康问题，但考虑到是学长介绍，且又有不少校友参加，就壮着胆子去了。”王海涛对第一次试药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一共18名校友在学长的带领下去了协和医院，一名男医生先给我们讲了药物试验的过程、要求、风险等，然后签订了《知情同意书》，并进行了肝、肾、心电图等检查。”王海涛介绍，当时听医生说有风险，还颇为担心。

　　接下来的过程很简单。“吃了一颗药片，喝了一杯白开水，然后就坐着看了一天电视，期间护士进来抽了12次血。”当学长将1000元钱交到他手上时，他感觉自己在做梦，“这钱赚得也太简单了点。”

　　学长再三叮嘱，回学校后不要和同学、老师提起此事时，王海涛隐约感觉到不对劲。直到有一次生日，他请室友到学校附近一家饭店吃饭时，一位室友无意中说到“没想到，当小白鼠，这么有钱啊，怪不得那么多人不要命跑去当呢”，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他。

　　王海涛至今不敢将自己试药的经历告诉家人和朋友。

　　目前，武汉上十家有试药资质的三甲医院，每年都会征召试药志愿者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每次试验结束后，志愿者将获得营养费、误工费等补偿，通常在600元至1000元之间。“江城‘试药族’应该有上千人，且不断有人退出，也不断有人补充进来。”王海涛说，每个医院每年都需要上百人来试药，围绕着武汉上十家有试药资质的大医院，应该有上千人。

　　故事2

　　90后女大学生成为“药头””

　　“如果不是日子过不下去千万别去赚这钱。”连日来，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十名市民，对于试药一事，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现出排斥和不信任。

　　虽然每次招募试药者时，医院都会通过媒体或者网络发布消息，但这种普遍的抵制心理，导致医院在招募试药者时往往不能一帆风顺。

　　“医院不可能花费很大的精力专门去招募、组织和管理上百人的试药队伍，这就为中介的存在提供了可能。”王珊珊（化名）虽然是一名90后的女大学生，却已经是一名管理着近百名试药者的“药头”。

　　王珊珊成为“药头”，纯属偶然。她的第一任男朋友是湖北医学院的研究生，通过导师接了一些招募试药志愿者的活，刚开始她只是帮忙，后来男朋友毕业后他们就分手了。男朋友去了北京，王珊珊就接过了“药头”位置。王珊珊说，活跃在武汉的“药头”很多，可是招募的人群却各不相同。

　　“有的是以贫困患者为主，有的是以低收入社会群体为主，而我主要是招募在校大学生。”王珊珊介绍，因为在校大学生基本都能熟练使用电脑和手机，管理更为便捷。

　　“以前是通过QQ群进行管理，现在是通过微信群进行管理。”王珊珊主要负责和有试药资质的医院保持联系，一旦需要试药者，她就通过网络进行沟通，确定试药时间、人数、集合地点。

　　“每次抽取每名试药者150元的中介费，所以每次组织试药都有几千元的收入。”一年通过做“药头”究竟可以赚多少钱，王珊珊始终不愿意透露，“肯定比毕业后很多人的上班工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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