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隐瞒艾滋病情做手术续：欲起诉拒收医院

　　解说：

　　艾滋病、肺癌，没有人能切身体会同时患上这两种疾病对于一个25岁的年轻人带来的巨大压力。面对医院的拒绝救治，作为患者的小峰除了隐瞒病情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李虎：

　　他是很干净、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很英气的那么一个人，但是藏不住眼神里的焦虑和无奈。

　　解说：

　　今年11月，李虎作为天津一个艾滋病关爱组织的负责人，第一次见到了小峰，那时天津市肿瘤医院刚刚拒绝了小峰进行癌症手术的要求。

　　李虎：

　　感染艾滋病不会让他死，现有的治疗条件和手段都可以让他很好生存下去，但是患有肺癌，对他来讲反倒是比艾滋病要严重很多的疾病。可是由于HIV呈阳性，现在国内极难获得手术的机会。

　　解说：

　　医院为什么会拒绝手术？在天津市肿瘤医院出具了一份出院记录上，我们看到如下描述：HIV阳性，患者不适合手术治疗，出院，于外院继续治疗。

　　李虎：

　　他的免疫细胞在800以上，其实(医院)就是一种托辞，通过肿瘤医院的诊断和第三家医院的手术都能验证，他是必须要经过手术来处理的。

　　解说：

　　面对天津市肿瘤医院的拒绝，小峰随后又立即转进了北京地坛医院。然而，作为一所艾滋病定点收治医院，地坛医院并没有胸外科。即便小峰符合收治标准，医院也不具备手术资质，无法进行救治。这个时候，小峰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等待了。

　　李虎：

　　他表示我是肺癌，经不起等待，再耽误就转成重型的或者恶性的，扩散了，我的命是等不起的，我的命谁来保障呢？

　　解说：

　　最终小峰做出了修改病例、逃避术前血检的决定，采取欺骗手段在天津的一家医院完成了手术。而在术后第一时间，小峰也向医生说出了实情。然而，这事后的告知给院方带来的是恐惧和排斥，这也使小峰术后只在医院待了不到一周就出院了。

　　李虎：

　　护士连体温计都不拿，都不用手去碰，让70岁的姥姥拿着，冲着亮光转转，去看体温的数值，护士这样，医生会怎么样，一个开胸的手术，周一手术周五就不给用药了，那在那里住着干吗呢。

　　解说：

　　今天小峰已经回到家里静养，而他所遭受的这些经历，让他决定在下一步对天津市肿瘤医院提起诉讼。

　　白岩松：

　　是。天津肿瘤医院把小峰给推到门外去，天津卫生局也要处理它，而且咱们往大了说，它一点道理也没有，一点也没有能保护自己的依据，因为国家的法律法规在这儿放着呢。你看《艾滋病防治条例》第41条，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诿拒绝或者拒绝对其他疾病进行治疗。说得非常明白，显然违反了这一条，因此一定应该对它进行处理。

　　接下来再来关注第二家医院地坛医院。刚才我已经说了应该去感谢他们，但是这个时候也要给地坛医院说一些话，全国各地都知道它是在治疗艾滋病方面赫赫有名，全国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说病人就汇聚到它这儿，但是可能是得了其他的病也到它这儿求助，我们可不可以扩充地坛医院的权利。比如说，不是给他建议到天津再去想办法，而是说卫生部或者北京市卫生局赋予地坛医院一定的权利，我指定他转到哪家医院，就必须收治或者说我可以请外院的医生到我这儿来做手术，因为很多病人会来到地坛医院。这样的话，地坛医院是不是就把事做得更加圆满。请注意，2008年我们采访有关人士的时候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再听听四年前的那样一段声音。

　　(2008年12月1日 节目资料)

　　李兴旺 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主任：

　　我想这里边一个是从地坛医院来讲，这家医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外科，能够满足这些。另外可能有些手术并不能完全满足，这样肯定就需要我们的卫生行政部门来进行协调，比如讲，请其他的外科医师到我们医院来共同为这些病人来做手术，作为地坛医院可以提供一个平台，因为这毕竟是个传染病医院，有比较好的消除隔离条件，这样就可以解决病人所面临的外科问题。

　　白岩松：

　　你看，地坛医院不是自己没有看到问题，在四年多之前，2008年的时候，地坛医院的医生就已经点出了这里的要害，但是这四年多以来，我们的主管部门有没有赋予地坛医院更多的这样的权利，也可以去帮助更多的病人呢？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中国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吴尊友，吴主任，您好。

　　吴尊友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您好。

　　白岩松：

　　你看，首先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情况。根据我们的调查，感染者手术难普遍表现在三个方面：各地普遍存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普遍存在；各类型手术中普遍存在。那么这次又有了小峰事件，您怎么看待像天津肿瘤医院这样的一个直接拒绝，违反《艾滋病防治条例》。

　　吴尊友：

　　这种现象有一个过程，在艾滋病流行的早期，像在云南、广西十年、十五年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随着事件的发生以后，沟通、交流、加强管理，像在这些地方已经很少有这种现象发生了。像天津应该说在全国来说是一个疫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城市，所以医务人员见到艾滋病感染者的机会也少，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也就相当于在广西、云南十年、十五年以前发生的情况，那么这种现象的发生还是认识不到位，从传染性来说，艾滋病的传染性远远比肝炎低，那么在医疗防护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只是我们按照保护病人以及按照一般的传染病的防护就能够起到防护的作用，关键是医务人员有这个防护意识。

　　白岩松：

　　吴主任，接下来说到第二家，比如说像类似地坛医院这样，全国很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说病人会汇聚到这儿，他们可能也是带着其他的病来的，可不可以赋予地坛医院更大的一点权利，可以请其他的专家到这儿来做手术，或者说可以负责像这样的病人去转院到另外指定的医院不能拒绝必须给人治疗，这样的话，像小峰这样的事件不就会出现第三次隐瞒病情了吗？您怎么看？

　　吴尊友：

　　扩大地坛医院服务的范围，类似于这样的，不是说就地坛医院，就全国来说。对他们扩大他们的功能，在2009年在举行座谈会的时候，医务人员谈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卫生部和发改委在最近两年正在推这件事情，叫大专科、小综合，一些小的服务可以，不可能把地坛医院弄得什么都能做，有些东西还是很复杂的，像在北京来说，天坛医院是脑外科比较强，阜外医院是心脑血管比较强，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做全。我们平时说的定点医院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艾滋病感染者所有的病都到定点医院去，而是对对艾滋病这种治疗，抗病毒治疗药物的在定点医院，我们普通人也会得其他的疾病，艾滋病病人也会得其他的疾病，所以说目前推荐是综合性医院对艾滋病感染者和非感染者都得提供医疗服务。

　　白岩松：

　　但是吴主任，恰恰就在这儿，我们其实应该更现实一点，既然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中间有个过渡的桥梁，让地坛医院这样的医院举例，像这样的医院可以请外边的医院做手术，因为防护更好，另外全国是不是每一个省应该有一两家指定的医院，综合医院不能拒收艾滋病的感染者。

　　吴尊友：

　　这样可以通过协调来做这个工作，而且实际上在有些地方，就是在地坛医院里面也是这样，因为它有不同的科室，有些科室不仅仅收治艾滋病病人，它还收肝炎和其他的感染病，对于有些艾滋病病人艾滋病治疗不了的，他在本医院协调医生难，有的时候也需要到其他的医院协调医生过来，这些也作操作，在云南、昆明、广西流行的出现早的地方也都有这样的操作。

　　白岩松：

　　好，吴主任，一会儿还会有问题咱们继续探讨。

　　因为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既需要非常严格地去遵循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现实，找到两者的结合点，因为无论是患者还是病人，从某种角度，如果我们不慎或者解决得不好，问题愈演愈烈的话都是弱者。

　　解说：

　　黎家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因为多年坚持抗病毒治疗，2008年时，他的血液里已经检测不出HIV病毒。但是同样是因为治疗，他体内的血小板在减少，大剂量使用激素也使他双侧股骨头坏死，黎家明知道，髋关节置换手术是治疗这一病症的最有效办法。但是除了高达十多万元的手术费用让他望而却步，更重要的是一般的艾滋病定点医院没有能力承担这样复杂的外科手术，而大型综合医院却因为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身份将其拒之门外。

　　黎家明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当时咨询这个医生的时候，他是说可以的，他们完全有这个手术能力，而且成功了1000多例，我最后还是告诉他了，我说我还有感染艾滋病，他就很惊讶。他就说还是建议你保守治疗吧，我说(病毒)都已经控制了，他说我说我们没有这个先例。

　　解说：

　　拒绝接收黎家明的并非只有一家综合医院，但是当黎家明想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状告医院推诿拒绝时，却发现这依然是一条行不通的路。

　　黎家明：

　　第一，没有造成医疗事故，第二，他不是没有给你治疗，他采用的是保守治疗，任何疾病都有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他没有错，你怎么告他。

　　解说：

　　四年前的黎家明和今日的小峰选择虽然不同，但遭遇相似，如果说像股骨头坏死和癌症这样的严重疾病，医院不接收，那么一个简单的食道手术结果会不同吗？

　　2007年，当时年仅5岁的小塔因食道堵塞入院，院方随后告知小塔的父亲可以完成这一手术，但几天后身边的医护人员突然不再像刚开始时那样热情，对于这样的结果小塔的父亲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们同样因此前被多家医院拒绝而隐瞒了病情，但是手术还没做就被发现了。

　　小塔父亲：

　　(医院说)那个(手术)镜头二十几万元，消毒很难消干净，不能给你做，如果你自己买仪器来，我们就可以帮你做手术。

　　解说：

　　小塔的父亲认为这只是医院不得已的借口，想把小塔推出医院了事。最终还是在当地媒体的大幅报道后，这家医院才为小塔完成了食道扩张手术。

　　然而，陷入困境的除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身处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也是如此。医生为何不愿意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做手术？调查显示的结果是除了担心被感染外，目前还没有对因职业暴露而感染HIV的医护人员进行赔偿、补偿或补助的法律规定。

　　白岩松：

　　这个问题还是要请教吴主任。吴主任，您是主张严格地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来给大家投诉之门，你要敢不接就修理你，还是要现实一些，我们在每个省、市、自治区指定一两家有条件的综合医院然后先去救治，然后慢慢过渡地包括像地坛医院也可以去请医生来，您的意见更倾向于哪一方呢？

　　吴尊友：

　　取决于流行程度。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如果艾滋病的流行很广泛、分布很广，这样一个措施就很难实施。像天津这样的地方，你完全可以，天津市本身很小，你选择两到三家医院来协调的话，完全可以，在这个协调过程当中，让人们改变观念，让医务人员改变观念，同时你有一些举措出台，帮助使得社会也好，医务界也好，能够对这个问题能够接受。

　　白岩松：

　　最后一个很短的问题，吴主任，给艾滋病毒感染者做其他的手术风险特别大吗？

　　吴尊友：

　　没有特别大的风险。实际上，医务人员的操作，特别是手术操作过程当中，发生刺伤、划破的现象几乎每天都有。在去年和今年，我们对全国医务人员进行调查的时候，实际上每年发生，我们叫做职业暴露，你在医疗操作过程当中刺伤了手或者划破了手，我们叫医疗暴露，暴露以后，我们采取处理。去年的话，医疗卫生部门报上来的大概有700左右职业暴露，处理以后的话，没有发现一例艾滋病感染。

　　白岩松：

　　好，非常感谢吴主任带给我们的介绍。

　　其实在给艾滋病毒感染者做完其他手术之后的术后处理，也并不比乙肝或者丙肝的更难。

　　好了，最后我们来看看王攀，“我们既不能怪医院拒收，也不能怪患者私改病例，因为这是社会歧视，因为这说到底是对艾滋病感染者保护不力。”全社会的责任。李千帆认为，“我们国务院颁布了这个条例，而且相关的批评、警告、罚款等等个个严厉，却个个未见落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双输’的结局。”一方面要现实，另一方面要坚决地依法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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