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医疗暴力事件频发反映纠纷解决机制不畅

　　卫生部、公安部早在2001年就发布公告，严禁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故意损坏医疗机构公私财物，侮辱、威胁、恐吓、殴打医务人员等扰乱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行为。

　　但不少医院保安对记者说，公安部门打击暴力袭医的力度远远不够，虽然每次事发公安部门都出警，但很少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

　　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副局长廖永明说，公安部要求公安民警理性、平和执法，且在大量群众聚集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极易导致矛盾升级，现场处置的民警确实骑虎难下。

　　南昌市公安局董家窑派出所所长李秋庆说，暴力袭医事发后，院方人员躲在一边，公安民警被推到风口浪尖，成为患方发泄对象，很多民警衣服被撕破甚至被打伤。“医疗暴力事件的根源是医患纠纷，但有时医院有责任也不承认。到底是患方无理取闹，还是医院推卸责任，公安部门很难认定。”

　　据记者了解，医患纠纷的调解目前主要有四种：一是医患协商，二是行政调解，三是人民调解委员调解，四是民事诉讼。

　　医学鉴定结果是进行调解的唯一合法依据。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张献认为，医疗纠纷主要由作为第三方的医学会出具鉴定结论，但医患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状，很容易导致鉴定结果简单草率甚至偏向医院。此外，鉴定专家即便给出鉴定结果也不签字，无法佐证，致使医疗官司久拖不决。

　　南昌市卫生局副局长唐旭平说，医学鉴定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群众等不及，而且也对医学鉴定不信任，各种调解很难开展。若走司法程序耗时又费钱，群众更不愿意接受。

　　2008年，江西省综治办会同司法厅、卫生厅、公安厅成立省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聘请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和人民调解员调解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国盛说，建第三方机制调解医患纠纷本是一种创新，但运行半年后，缺陷就暴露出来——因采取自愿原则，医患双方任何一方不愿意，便无法开展调解。“没有引导医患双方接受调解的制度保证，调解委员会难有作为。今年前8个月，仅13起医患纠纷接受调解。”

　　于是，相较而言，反而是医疗暴力事件成为获赔最见效的手段。有医院工作人员表示，一旦暴力袭医事发，政府出于维稳，往往不分青红皂白要求医院“花钱买平安”。

　　南昌市多家医院负责人认为，其实花钱买不到平安，而恰恰是这种并不得当的处置方式导致“大闹大得、小闹小得”，助长了医疗暴力事件的歪风。

　　民间有顺口溜称：医院要面子，领导要帽子，群众要票子；群众得不到票子，医院就要丢面子，领导就要掉帽子。

　　“疏导始终是首选”

　　相关专家认为，医患纠纷说到底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疏导始终是首选”。在现有处置方式不被群众信任、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亟需采取三大举措：

　　第一，加速构建公平、公正的医学鉴定机制。目前，医患纠纷愈演愈烈的根源在于缺乏公平、公正的医学质证程序。医疗诉讼律师刘晔等人建议，需要尽快改变医疗事故鉴定机制，通过组建医学鉴定专家库、匿名抽签、增加鉴定专家强制出庭质证程序等举措，以保证医学鉴定的独立、公正。“最关键的是，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应在鉴定结论上签字，以示对鉴定结果负责。”

　　第二，组建公开、公正、快速、有效的医患纠纷调解机制，探索建立医疗伤害赔偿制度。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子君认为，因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获得的赔偿较少，所以很多患者不愿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反而更愿意选择获利更多的“闹事”，最终酿成暴力事件。

　　据记者了解，南昌市正筹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专门受理调处南昌市和江西省直医疗机构的医患纠纷；建立约束性机制，把医患纠纷的主阵地从医院引导到调处中心。调处中心计划按照床位向每家医院预收赔偿资金，一旦认定医院有责，可立即向患方足额赔付。

　　第三，建立联动机制打击暴力袭医行为。一些基层干警反映，医疗暴力事件原因复杂，需要综合治理，要建立公安、卫生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联动机制。“当然，要认识到绝大多数患者是通情达理的，对患者应区别对待，以防进一步激化矛盾。对以煽动医疗暴力事件从中获利的闹事者应予以严惩。”

　　南昌市公安局百花洲派出所所长吴德智说，医闹并不是突发事件，每次医闹信息公安部门都能提前得到，也会通知当地政府。如果乡村干部敢于负责、提前介入，参与暴力袭医者甚至连村庄都出不了。他建议，把处置医疗暴力事件纳入乡镇维稳考核体系，对村镇干部进行问责，从源头上制止基层干部煽动暴力袭医的行为。

（责任编辑：梁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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