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一席谈：医师多点执业，能否推动医改进程？

　　庄一强：我们请了两位第三方的角度，他谈出来的观点跟我们在从业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第二轮的问题，这个时候是自由的，正方和反方都可以说，你们谁愿意讲，都可以，多点执业到底是动了谁的奶酪，多点执业如果试点成功的话，谁得益，谁受损。

　　盘仲莹：医生多点执业顶层设计的问题，在2009年卫生部出了一个关于医生多点执业的补充意见，如果机构间为了发展医疗资源，进行整合，机构之间可以协议，在这个协议项下的医生可以到行政部门做备案，在这个条款之下，其实给公立医院和私立资源在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方面留下了一个空间，只不过很多公立医院现在觉得这个具体的怎么样去实施，会不会一下子放走了自己太多的技术骨干，我可以说一下我们的医院的做法。我们在北京已经跟一些大型的医院进行了合作，安贞医院跟我们合作，对于院长也好，包括管理团队也好，我们希望更进一步，我们的主任医师，让这些医生感受不同的体制之下，行医的体会和病人的沟通，这个是一个互动、互补和相互的提高，而不是看到这个闸打开，洪水流出去，所有的人跑光，不是这样的。

　　曾其毅：刚才正方的三位发言是很有代表性的，代表支持这个观点的社会主流的思潮。我觉得大家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混淆了概念，其实像我们张院长所说的多点执业，我在医院鼓励大家多点执业，你们都可以去，甚至领导班子有一些争论多点执业，我是坚决支持的，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多点执业对医改有没有作用，针对这个制度的设计去谈多点执业，这个概念很混乱，其实不是多点补多点的问题，我们要从单位人，组织人回到公民，如果我们没有建立一个制度，还是单位人的话，谈多点执业是奢谈，是不可能做好。如果你多点执业，没有一个契约，如果我们医生跟医院，跟国家都是一个契约关系的话，你多点不多点的问题不大，你爱跟谁签约，就可以跟谁签约，只要你觉得这个医院对你有利。

　　我们在多点执业的时候，没有界定好，当然现在的中国医疗管理跟国际上不接轨，我们没有算成本，特别是人的成本，中国的医疗，最近公布了一个数字，主任挂号费主任是8元，什么主任9元，提高了医疗收费。这个概念没有清楚。一个主任的诊金和挂号费也就这么8—9元，你去谈多点执业和医改就谈不上。这个话题比较敏感，如果我们不把上层建筑和顶层设计的思路理顺，去谈多点执业还是比较困难的。

　　再补充一点，我们现在的医患之间到处有矛盾，是病人跟医院的关系，不是病人跟医生的关系，我今天开玩笑说，一出了问题，是病人跟医院，直接跟院长吵，就直接找卫生厅长，卫生厅长是要管医疗纠纷的，我们经常是上级发一个文，这个矛盾接连而生。假如多点执业，这些矛盾谁来负责？广州市曾经有这么一个事例，某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主任跑到区医院做手术，出了严重的事故，开始打官司。这个区医院要去承担法律责任，需要500万赔账，这个官司打不了，到底谁来负责？如果多点执业，就有很多这些纠结不清的法律责任。一个点就很麻烦了，多个点怎么办？

　　我们现代化的专业团队是一个团队，我们主任说你们尽管跑，跑了几年，你们的学术就倒退了，不是所有的医院都有这么好的氛围。医改只有医生和病人满意了，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医生是满意了，但是老百姓不一定满意。

　　庄一强：医生是需要一个团队，另外一个就是医疗风险，前面有一位刘京京说了比较犀利的两个观点，说多点执业可以潜在地打破公立垄断，认为一定是好的。另外一个是想到行为改变医生。

　　曾其毅：你刚才说要打破目前公立医院的体制，为什么要打破呢，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制度非常完美，全世界都认可，我们就是为了打破它，搞得这么狼狈。

　　我做过基层医院的医生，也做过厂医，我们的以前的制度是非常完美的，联合国曾经批评过我们，说我们的医改错了。国务院公布出来15年的医改基本失败了，这就是不同的标准去衡量。我们的改革是要做什么，是为了满足医生吗？

　　盘仲莹：刚才曾院长说病人会找医院的麻烦，我们看到血淋淋的事实是病人拿刀去捅医生。如果把这个作为多点执业的前提的话，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医疗的风险上，会回归到该由市场的，给市场；该由医院承担的，就由医院来承担；该由病人接受的生老病死，病人要回归到这个意识上来。如果没有医生的职业的选择来推动，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是，我们有医疗事故保险，但是这个保险没有办法落实下去。公立医院说没有必要给你买，病人如果有问题找医院来赔偿的话，可以找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觉得恰恰是由于很多的医生选择自由执业或者多点执业前段的过程中，开始来思考我的风险在哪里，我怎么样要求接受我执业的医院有这个风险保障。

　　刘京京：刚才曾院长说改革开放以前医院体制很完美，这只是针对那个现状，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么多农村人到城市打工，这个体制放到现在是否还是完美，我还是要画一个问号。

　　刚才曾院长说到我们多点执业的结果应该是医院和医生之间是契约的方式来划定，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对公立医院的定型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是不会给它的员工签契约的，先把事业单位的帽子摘掉再说，这个顶层设计一时半会还没有办法提出来，我们等这个顶层设计，公立医院不要当事业单位了，这个过程很漫长。我觉得多点执业是慢慢一点一点架空事业单位的设计，事业单位的体制名存实亡，这是改革的路径，而不是等着政府的路径，我觉得这个才是某种程度的理想主义。

　　曾其毅：你刚才讲的都不是事实，包括以前的制度跟现在的制度。中国以前的制度，我当年去加拿大进修，在加拿大和瑞典都学了。今天的医改从1986年启动，一直到1996年没有成功。1996年政府下决心要医改，我们一直是这个医改没有吸收。2006年启动的医改，2008年出台方案，我们说这个医改成功了，为什么成功是长期的工作总结，当医改出台的时候，60%的工作已经做完了。现在走回去的医改和不得不走的医改是什么，还是现在的医改跟改革前的医改的模式一模一样，不得不走回去。因为西方走不通了，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名的财力，它的医改排名14位，欧洲这些高发达国家，最后昂贵的医疗费支付不起。我说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医改最成功，过去20年，中国花了多少钱，保障了多少人的健康。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在城里，没有人担心没有办法看病，那个社会环境是干净的，人的安全感是很好的，现在改革要干什么？欧洲共同体和经济合作组织给了一个结论，国务院也发了这个结论，说中国医改不成功，这个不公平。但是从联合国卫生组织的100多项指标来衡量，我们是倒退了，现在大家走出广州，看看这些老百姓是否能够看得起病，是没有办法的。如果再多点执业，医生是有钱了，是好了，老百姓绝对是倒霉了。

　　刘京京：曾老师提出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我们最新一轮的医改是否在方向和形式包括制度设计上回归30年前的。我看到的文本给我的感觉应该不是，但是事实是不是，需要研究一下。从我个人看到的文本的解读，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我刚才没有说完的，曾老师提到的责任的问题，现在包括医生和患者对医学本身的定位是有影响的。医患之间的纠纷的调节制度和处理制度在很多情况下没有搞定，现在公立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千丝万缕的关系，让大家不信任。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医患关系的症结点在这个方面占的比重很大。我们万一签了合同，患者被医生看死，谁需要负责任？我作为一个记者，我聘用的单位跟我一起面对这个风险，媒体能够做到，报社能够做到，是否签合同和是否多点执业在这个风险承担上没有大的差别。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多点执业的处理办法，而不是以往的办法解决多点执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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