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所有计划资源一样，中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从中央辐射到地方，从城市分流到农村，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造成分配体系最末端往往难以得到医疗资源质量保障。

　　北京，作为金字塔的最顶端，聚焦着绝大多数的知名专家和仪器。

　　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访般层层逆向而上，由农村看到城镇，由城镇流向省会，最后形成进京看病的大军。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8月透露，北京一年的“专家号”约178万个，而2008年希望得到专家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数则为1.2亿，其中有70%以上是来自于外地。进京看病大军加剧北京医疗资源紧缺的同时，也催生了庞大的看病经济圈和寄生产业。

　　一个只需14元的“专家号”，经号贩之手竟被炒至上千元。附生在走样的医疗体制上的号贩，在供求极端失衡下，给没有关系的进京看病者一个“市场途径”。10月 11日，卫生部医管司表示，医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开展预约挂号。这意味着号贩在未来或许有“转正”成为正规中介的可能，然而如何确保医疗体系公平给予患者救治，仍将是一个难解之题。

　　10月1日的早晨，电视机里正在直播天安门广场上雄伟壮观的阅兵仪式。40岁的沈盛华带着儿子董健，从围坐在旅社前台那破旧的电视人墙中，艰难地挤开一条缝。

　　从小患有自闭症，8岁的董健连“妈妈”这个简单的问候，都来得困难。9月26日，求医无门的沈盛华，一个人带着儿子，从山东蓬莱老家来到了北京。

　　体面而盛大的阅兵仪式，与这对母子无关，从昏暗而带有霉味的地下室出来，他们要小心翼翼地越过马路，到对面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再做一次磁疗。

　　同一天，江苏徐州的蔡建超和患红斑狼疮的妻子张雪梅，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张雪梅的红斑狼疮发作已经半个多月，徐州的医生束手无策，北京是这对夫妇最后的希望。

　　在中国，医疗资源和其他所有计划资源一样，通过中央层层辐射到地方，从城市最后分配向农村，分配体系最末端往往意味着医疗资源质量最难以得到保障。目前，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而北京，作为金字塔的最顶端，聚集着绝大多数的知名专家和仪器。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访一般，层层逆向而上，由农村到城镇，由城镇流向省会，最后形成进京看病的大汇流。

　　进京看病的洪流加剧了北京医疗资源的紧缺。根据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8月19日提供的数据，北京一年的“专家号”仅约178万个，而2008年希望得到专家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数则为1.2亿，较前年增长12%。这其中，有70%以上是来自外地。

　　为了治病，董健跟着他的妈妈，张雪梅跟着他的丈夫踏上了旅程。

　　他们不知道一趟趟开往首都北京的火车上，有几人与他们一样，为的是抓住生命那根稻草，但是，为了回到正常人的生活，更为了捡回一条性命，他们毅然选择了一条拥堵的路。

　　看病“村落”

　　在海淀区的花园北路，常年拥堵，人头攒动的街道上站满了操各地方言的人们，这是一条北京出租车司机都会刻意绕开的路。路的北边是北医三院，中国最繁忙的几大医院之一，路的南边是塔院小区和邮科小区，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病人，已经把这两个普通的北京社区彻底改造成了一个“住院部”。地下室、社区里的招待所和宾馆，都挤满了等待看病的人们，甚至连民居，也大部分被出租一空。

　　在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积水潭医院、天坛医院的周边都形成了规模不一的“看病村”。这里常年聚居着像沈盛华、蔡建超这样的外来家庭，为了治病，他们有的干脆在这里永久地住了下来。进京的病人构建了这些区域的经济形态，补品店、药店、医疗器械店、小旅社、号贩子围绕着“看病”这个主题，形成了一个个的“看病经济圈”，甚至临近小区的房价也因此高涨至每平方米2万到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