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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束晓梅:儿科医生根本无法养活自己

2015-03-05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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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按照现行的定价收费机制,儿科医生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儿科医生最辛苦、风险最高、劳动量最大但收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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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晓梅,第11届、12届全国人大代表,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神经学组委员、中国抗癫痫协会常务理事。

  30年来她一直从事一线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曾主持多项科研项目,2007年被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14年,获评第九届中国医师奖。

  2014年人大会议期间,束晓梅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全国范围内暴力伤医事件频繁发生的问题,得到总书记当场回应。

  2015年将继续呼吁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

  过去的一年,束晓梅参加了贵州省人大组织的视察活动及调研活动,还有全国人大组织的代表学习活动。“作为医疗界的人大代表,还应该立足自己最熟悉的领域,积极建言献策。”

  “按照现行的定价收费机制,儿科医生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儿科医生最辛苦、风险最高、劳动量最大但收入最低。一般儿科医生能够找到更好的地方都调走了,像我们这里别的科室招收高校毕业生,报考门槛都是硕士以上,儿科设定在本科都招不到人。”

  束晓梅用一组数据举例说明:北京儿童医院日最高门诊量超过1万人次,平均一个医生一天看100多个病人。在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的门急诊量约600-700人次/天。“病人等两三个小时,医生看三五分钟”、“医生很累但病人家属很生气”的现象非常普遍,儿科成了医患纠纷较多的科室。

  “因此,卫生行政部门需要在人力资源、收费机制方面进行调整,能够体现出医务人员劳动价值,这样才能保证儿科队伍稳定。”去年两会中,她频繁提及有关“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呼吁“拯救儿科”,建议政府在资金上予以扶持,设立专项补贴。这也是她第三次在两会中提出这项建议。

  她指出,对于儿童医疗问题,国家也很重视,几部委联合拟定计划,在2016年前投资儿童医院建设,比如每个省市地区建立专门儿童医院。束晓梅称,她们也从中受益,目前她所在的贵州省儿童医院已经建立。

  培养周期长,新医生难挑大梁

  儿科医生的工作繁重,但收益却成反比。“儿科看病收费低、用药量少,因此经济效益相对其他科室就相对较少,在大部分综合医院里,儿科其实是一个赔钱的科室,这就使得各大医院不愿意扶持和发展儿科,而儿科医生的收入在医疗行当里也几乎是最低的。”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纪委书记、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王琳介绍。

  青岛市海慈医院党委书记秦璞说,在海慈医院,儿科以外的其他科室基本能挣出人员工资,而儿科医生连工资都很难挣出来,“医院只能采取扶持儿科的办法,每年儿科员工工资的60%或者70%需要由医院出。”至于奖金,儿科医生能达到其他科室奖金的平均水平就不错了。

  最让医院担忧的是,即使新医生到位了,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独当一面,还需要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工作三到四年,积累一定的临床经验,“生源培训的周期较长造成了儿科医生青黄不接的现象。”王琳介绍,这也就意味着,每年冬天上演的患儿看病高潮,在青岛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医学院停止招生,儿科医生成“无根之木”

  儿科医生紧缺的原因,与专业特点、服务对象有关。王琳介绍,儿科医生所服务的对象为患儿,生病后不能准确描述病痛的原因、位置,甚至大部分患儿都无法说话,配合度太低,导致医生诊断存在困难。此外,儿童患病常常具有发病急、病情变化快的特点,这要求大夫要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否则就容易误诊。

  此外,繁重的工作量与要承担的风险和压力也让儿科医生们难以接受。“在我们医院,每名儿科医生的人均门诊量每天在80人到120人。”王琳介绍,儿科医生们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不敢轻易喝水、上厕所。“孩子牵动着一个家庭的神经,有时,家长看孩子病情没有立即好转,就会将怒气发在医生身上。”王琳介绍,儿科经常成为医疗纠纷的“重灾区”。

  儿科医生紧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儿科医生培养渠道被堵。1998年,教育部为拓宽专业面,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儿科医生成为“无根之木”。儿科专业被取消后,新的儿科医生的培养机制迟迟建立不起来,也始终没有一个培养儿科医生的规划。全国每年需要培养多少儿科医生?谁来培养?如何培养?都没有了下文。统计显示,目前,全国0至14岁儿童约有2.67亿,儿科医生不到10万人,每千名儿童才有0.26名儿科医生。

  加大引才力度,提高儿科医生待遇

  对于儿科医生紧缺的情况,市政协委员、海慈医院中医儿科主任葛湄菲认为跟儿科医生的工作强度变大、生源减少不无关系。“我刚参加工作时,到青岛城区几大医院儿科看病的大多是城里人,外地和郊区来看病的孩子很少。即使有外地患者,大部分是大病,工作量没现在这么大,也就是现在的1/3吧。”葛湄菲介绍,而现在只要是上班,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接诊。

  葛湄菲介绍,原本国家在医学院本科设立儿科的时候,医生的资源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随着取消本科人才,更多的人开始深造为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出来后不愿进小医院;加上儿科的设备仪器等要求比较精密,普通的社区医院没有这个财力购置,儿科专业人才更无法在小医院立足,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科室。

  葛湄菲认为,想缓解儿科医生紧缺的问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医院加大引才力度,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儿科医生待遇,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儿科医生来青岛的医院工作。

  立足本职工作提可行性方案更易得到有关部门重视

  7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30年儿科工作经历。对于束晓梅来讲,她肩负着双重的身份与责任。“我原来是个专注专业的人,人大代表的身份给我更多的感受是责任、义务和压力。当代表后必须关心社会问题,人大代表有流畅的话语权,可以为百姓提出切实可解决问题的建议。”束晓梅同样感受到,如果立足本职工作,了解行业存在的症结,提出好的建议和可实行的方案,有关部门也会非常重视,尽力去解决,但是这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需多部门协调、时间周期长的问题。

  对于如何能够担起人大代表这一身份职责,束晓梅坦言:“本专业岗位工作繁忙,闭会期间很难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更好的代表履职。”

  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由于各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西部属于欠发达地区,她建议闭会期间不同地区代表交叉视察及调研,可相互了解,相互补充。而在会议期间,束晓梅提议可以安排相同领域代表,如教育界、医疗界等,有时间和地点相互交流,共同讨论本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这样能够增进代表之间的交流,以更好地发挥代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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