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有生物课，涉及到生殖器官的，老师都让同学们自己看。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一个男生大声问老师，精子和卵子是怎样结合的？他问了好几遍，老师都装作没听见。”刘洁说。
在刘洁看来，身边的同学大都没有什么性知识。就了解渠道来说，大学宿舍里的“卧谈会”上，大家可能会聊一点，另外，获取知识的途径就是网上，或者报纸以及健康杂志。尤其是农村来的同学，这方面了解得更少。
“身边的援助就更少了。如果出现怀孕等问题，你不可能去给辅导员说。给朋友讲吧，谁又能为你保密呢？如果自己去医院，会觉得很恐惧，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刘洁说。
3月7日，“三八”妇女节前一天。坚春杰他们在昆明路一家快捷酒店做了一场培训，参加者全部都是20多岁的宾馆服务员，有已婚的，也有未婚的。
“发生性行为的原则是什么？”有人回答：“要相爱，有激情。”玛丽斯特普倡导的关于性的三原则，是成人之间、自愿、隐私。但仅有这些够吗？他们又介绍了世界卫生组织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的“A、B、C”三原则。即A(Abstinence)禁欲；B(Befaithful)夫妻要互相忠诚；C(Condom)避孕套。
在每一堂课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坚春杰被介绍成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如今在做志愿工作。老师问大家：“如果有个艾滋病毒的感染者，有人愿意拥抱他吗？”
听课的人信以为真，大部分人表示“不愿意”，不过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有3个女孩上前拥抱了他，23岁的田娜是其中的一位。
田娜家在西安附近的一个村庄，初中毕业，她知道，“拥抱不能感染艾滋病，其实他们也需要大家平等的对待。”她说。她不仅对上课的内容感兴趣，还对讲课者开始感兴趣。下课后，她问：“如何才能做一个志愿者？”
志愿者们几乎在每一次的讲课中，坚春杰都要扮成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
坚春杰2006年大学毕业，未婚，但自从做志愿者到现在，已经主讲过了几十次这样的“性讲座”。
“每次我讲时，虽然我很严肃，但人家都会笑，觉得一个小男生知道什么呀！”坚春杰说。但等他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加上对象都是年轻人，很容易沟通，每次讲完课，大家反响都还不错。
“你们看，我曾经在艾滋病村呆过一年，和艾滋病毒感染者同吃同住，我并没有被感染啊。”他常常这样说，希望能消除一些人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排外心理”。
2004年，在河南上大学时，坚春杰就曾经在艾滋病村做志愿者，他在那里呆了一年，给被艾滋病毒感染和影响的孩子们上课，帮助他们。那时候，他还曾和一帮同学骑自行车去找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教授。
“我们一位同学想看高老师‘感动中国人物’的奖杯，她说，丢了丢了，找不见了，我们非要看，后来，才从床底下一堆杂物里翻了出来。她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他说。老人身上的那种力量，曾让他激动过很久。
在艾滋病村的日子，坚春杰开始成长，那里的一切，都让他震撼，并决心终身做一个志愿者。
离开后，他曾接到艾滋病村孩子们的信。因为生活太艰难，一个叫乾坤的孩子在信中对他说：“我有时真想死了算了……”孩子的悲伤也让他难过，这封信他一直保留着。
事实上，志愿者的力量来自群体，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今，坚春杰他们在推行“同伴教育”，就是在培训的人群中发展志愿者，让这些志愿者去影响他们所处的人群。
3月22日到23日，在西安理工大学的曲江校区，坚春杰在做一场关于同伴教育的培训，来自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北大学的20多位男女同学，接受了培训。他们承诺将作为同伴教育者，在校园开展类似的“性”的教育，力图影响更多的人，审慎地面对青春的冲动，选择“负责任的性”。
一位外来务工者的性问题
3月19日晚7时，陈强早早赶完手边的一单活，来到了新市民中心学习。他28岁，在一家公司做装修类的活，因为有手艺，最近的一份工作已经做了近三年。
陈强的老家在淳化县，他一年只回去一两次。妻子是父母在老家给他“定”的，当年花去了1万元的彩
礼。如今，妻子和他一起来到城市，孩子放在老家。他们租住在南郊的一个村庄里，一个月房租180元，他每个月的收入平均1000余元。
陈强是过完年经朋友介绍，来这里免费学电脑的，他想学些手艺，将来好转行，或者找个更好的工作。他的理想，是能够攒下钱，在城里买一套房，哪怕很小，那样，他就可以不再回农村了。
陈强对实现自己的理想并没有什么信心。他说，自己有时很苦闷，和妻子感情也一般，这天他和妻子一起来听老师讲了生殖健康的课，但回去后，两人也没有什么交流。
课堂上，陈强是比较活跃的一个。老师拿出3个安全套，看谁能把它吹大，叫了几个男生，都不愿意上去，后来，他上去了。“课很实用的，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这些。”他说。其实，对艾滋病，他有一些了解，但这次老师讲得很系统，让他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当老师问：“你能保证一生只和自己最爱的人发生性行为吗？”他选择的答案是“不能”。“像我这样，在外边做活，也经常出差。一起出去的同事，他们常会去找‘小姐’……”他说。他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第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后来担惊受怕了很长时间——老害怕自己染上艾滋病。“我知道这样不好，事后也会不安，但我觉得这是个现实问题。”他说。他承认，出门在外，婚姻和家庭都会受到一些考验。
陈强只是众多进城务工者中普通的一员，在他背后，是城乡二元体系下，无数背井离乡，在城市谋生活的农民工，他们许多人都是孤身在城市，无可避免地面临着“性问题”。事实上，流动人群一直是艾滋病防范的重点。陕西省疾控中心的调查显示，感染艾滋病最高的是无业或待业人员，占38%；其次是农民工，占36%；接下来是商业服务人员等。2008年，陕西省开始把长途卡车司机也作为“防艾”的重点人群。“如果一个HIV感染者，处于‘窗口期’时去献血，即使有病毒，也很难检测出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传染的潜在对象。”周安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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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安全套的“次道德选择”
所谓次道德，就是一个人在行使不良行为的时候，并不损害于己无益的东西，甚至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如小偷只偷钱，不拿无用的身份证、发票；抢劫者不抢老弱病残等。
“次道德”的理论早先被提出时，并不像现在这样得到认同。然而，严酷事实和深刻教训揭示，许多违法现象如吸食毒品、卖淫嫖娼等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杜绝，因而推广安全套措施是一种务实的“次道德”选择，就像我国云南等一些省份为吸毒者免费提供一次性注射器和美沙酮替代品一样。
认同“次道德”并不是将违法认同为合法，更不是不对社会丑陋现象进行监管和打击。从预防艾滋病的角度，采取在公共场所免费发放安全套的防病措施，以利于艾滋病的控制，保护广大国民健康。因为一旦艾滋病流行泛滥，就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
承认次道德在“规范”特定人群行为中的价值，并以适当的途径和方式在特定人群中倡导，可以把违法犯罪者对社会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有利于社会安定。
（责任编辑：温小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