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病毒，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最有传播力？

　　12月8日，武汉市发现了第一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截至1月3日8时，患者人数增至44例。其中，部分病例有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随后，科研人员从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并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一时间，华南海鲜市场成为了“万恶之源”。

　　然而，对第一名感染者的流行病调查表明，其与华南海鲜市场并无关联。随后，越来越多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喷涌而出”。1月24日，《柳叶刀》上一篇关于41例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研究发现，27例去过华南海鲜市场，14例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在最初发病的4例确诊患者中，3例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此外，首例确诊患者的发病日期为2019年12月1日，也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和之后的病例之间也没有发现流行病学联系。

　　此外，在这41例病例中，还有一起家庭聚集型发病，即夫妻二人先后发病。丈夫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从业人员，先发病，随后传染给妻子，且妻子否认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

　　由此来看，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似乎并不是患病的充分必要条件。

　　1月27日，《科学》（Science）在线发表了一篇题为《武汉海鲜市场可能不是新病毒在全球传播的源头》的报道。研究人员在对27个2019-nCoV序列进行分析和推算后，认为这一病毒要演化成现在的样子，发生时间应在10月1日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进化到以人类为宿主的时间点发生在10月1日前后，那么就有了2个月的时间盲区，这期间，病毒很有可能通过在其他环境中的传播被带到了海鲜市场。

　　武汉新冠肺炎病毒作为SARS的“变异品种”，二者同属冠状病毒科。从病毒本身看，二者在传播方式上也应当具备一定的相似性。

　　因此，在这里，我们将以SARS病毒传播的环境因素作为参考，对比武汉新冠肺炎的传播特征，对于其相关的环境因素进行探讨。

　　适宜温度为新冠病毒传播提供温床

　　有学者以高发区广州、北京为例，调查了相关气象因子（日最高温度、日最低温度、相对湿度）与SARS疫情的关联。研究人员按照SARS不同流行期的特征，对两地的温度数据进行了分期。可以看到，在疫情流行初期，广州市温度范围为11°C-18°C，相对湿度大约为75%。北京市温度变化范围为8°C-19°C， 相对湿度大约为47%。随后，两地温度及相对湿度均有所上升。

　　研究结果表明，当最高温度在18°C左右时，疫情开始流行，20-24°C发病率最高，29°C开始消退。SARS流行的最适温度在12.8-23.5°C之间，且每次高发前期均有一次降温过程，广州最高气温下降10°C，北京下降13°C。此外，相对湿度与SARS流行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其他研究则发现，当日平均气温≤24.6°C时，社区暴发SARS的危险性可能是气温>24.6°C时的12.82倍。由于SARS病毒对温度敏感，其活性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弱。因此，研究人员预测，日平均气温每上升1°C，社区SARS日病例数可能下降约1.6例。

　　按照《科学》杂志2个月的时间盲区，我们对武汉市10月、11月和12月份的天气情况进行了梳理。

　　10月，武汉市最高温36°C，出现在10月4日。最低温度7°C，出现在10月28日。月平均温度范围在13.94°C-23.87°C之间；

　　11月，武汉市最高温度26°C，出现在11月1日。最低温度1°C，出现在11月18日和28日。月平均温度范围为7.83°C-17.97°C；

　　12月，武汉市最高温度18°C，出现在12月11日和13日。最低温度-2°C，出现在12月2日和26日。月平均温度范围为最高温度2.23°C-12.16°C。

　　如果以SARS的最适流行温度来判断，武汉新冠肺炎病毒在10月开始流行的可能性最大。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病毒还可能只是在其他宿主之间传播，并未感染人类。

　　随着传播范围的进一步扩大，病毒很有可能通过其他环境因素，由非人类宿主传播给人类。

　　住宅环境为人类传播提供条件

　　回顾2003年香港淘大花园爆发的大规模SARS疫情会发现，住宅环境是病毒大规模传播的关键因素。

　　2003年3月11日，SARS开始在香港流行。3月26日，香港淘大花园住宅区爆发了大规模SARS疫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相继有329人感染。其中，41%集中在E座。在全港因“非典”死亡的296名病人名单中，“淘大花园”的居民占了42人。

　　3月31日，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对疫情严重的淘大花园E座实行封楼隔离；第二天，宣布将E座全部居民迁往隔离营。4月10日，正式发出“家居隔离令”，对证实感染了非典的家庭实行隔离措施。

　　5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表了关于一份“关于SARS疫情在香港淘大花园大规模扩散的初步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淘大花园E座3月底的不寻常爆发，可能由以下环境及卫生因素造成：

　　▌多个住户的U型聚水器长期干涸，令聚水器丧失阻隔来自排污渠的“飞沫”功能：淘大花园E座楼高33层，每层有8个单位。每座楼宇都有八条直立式污水管收集污水。这条污水管连接水厕、洗手盆、浴缸和浴室的地台排水口，各设有U形聚水器，防止污水管的臭味和昆虫进入厕所。由于厕所、浴缸等经常使用，与其相连的U形聚水器大部分时间有水，并能发挥隔离作用。

　　但由于大部分住户清洁浴室地面时，习惯用拖把而不是用水冲洗，所以大部分连接地台排水口的U形聚水器很可能因为干涸而未能发挥隔气作用。

　　▌浴室抽气扇可能将“飞沫”从排污渠抽进浴室内：研究人员发现，当浴室的抽气扇启动后，空气会从污水管经地台排水口倒流进入浴室，该气流很有可能把存于污水管内的带病毒液滴散发至浴室内。

　　▌浴室抽气扇开动时，还有可能将浴室内的“飞沫”带到“天井”，此时，含有病毒的空气将通过打开的窗户，进入相隔数层的其他住户。

　　▌淘大花园E座在3月21日黄昏，曾暂停厕所水供应达16小时，助长了“飞沫”在渠内的流动：和此次武汉新冠肺炎相同，许多“非典”患者的粪便中都含有冠状病毒，且病毒在粪便的存活时比附在物品表面上更为长久。而在淘大花园爆发的“非典”事件中，多至三分之二的患者都出现了腹泻，导致大量病毒排放至E座的污水渠。这意味着，E座下水道可以保持多天高浓度的SARS病毒气体。再加上3月21日黄昏，厕所水暂停供应长达16个小时，更加剧了本就被高度污染的气体在下水道系统内长时间高浓度驻留。

　　为了确定环境受病原体污染的程度，港府相关部门还在淘大花园收集了空气和水样本、环境拭子，以及取自动物的各类样本。结果，空气和水样本并无异常，但在患者生活住宅的厕盆内、蟑螂身上以及老鼠的排泄物样本中，均检测到了该病毒。但由于老鼠并没有感染或发病的迹象，因此，有关阳性结果只能表明淘大花园的环境受到了污染，虫鼠很有可能只是病毒的被动载体。

　　而这一次，虽然被指为疫情之源的华南市场并不是住宅环境，但在其附近的小区内，也发现了众多感染患者。

　　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华南市场与其周围住宅区存在共有的建筑环境因素，如下水排污管网。当华南市场中的某些动物被感染后，其排泄物被倒入排污管网，导致大量病毒排放至污水管道，管道内由此保持多天高浓度的新冠肺炎病毒气体。随后，含有病毒的管道空气经地台排水口进入住户浴室，再由抽气扇传播至相邻的其他住户。

　　另外，从地理位置看，华南海鲜市场距离武汉汉口火车站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距离。如果二者的下水排污管道相通，那么，住宅区内的传播方式是否会在汉口火车站重演？当时正值春节前夕，火车站多是返乡人群，这进一步扩大了病毒的传播范围。再加上火车站本就人流密集，空气流通慢，因此，只要有一名感染者出现，病毒就极易在其相关接触者中传播开来。此外，与火车站相比，火车空间更为狭小，空气流通速度更慢，进一步加剧了病毒的传播。

　　2018年9月23日，有记者对呼和浩特市某海鲜市场的污水处理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污水直接流向人行道，即便处理，方式也很简单粗暴——直接将污水“扫入”地面井盖内。

　　而与之相比，华南海鲜市场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虽然我们并未找到其具体的污水处理方式，但从下面的照片中，我们亦可以想到问题的严重性。

　　综上所述，首先，武汉新冠病毒很有可能自10月份开始就在其他宿主之间传播。当华南市场的部分野生动物感染该病毒后，再由直接人-畜接触传染给有华南市场接触史的感染者，由间接居住环境暴露传染给无海鲜市场接触史的感染者。

　　当下，疫情已经进入白热化，虽然隔离及其他防控措施已经显现出了有效性，但对于疫源的调查与追寻不应停止。因为如果不将病毒源头锁住，类似的悲剧是否还会上演，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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