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孕妇小偷团”调查：家中普遍一贫如洗

　　她们带着脱离贫困的梦想进入城市，却把自己怀孕的身体变成作案的道具。她们远离家乡，混迹城市，带着腹中的胎儿，或牵着手中的幼孩，曾偷过LV手袋、 宝马钥匙、钻石项链，也曾偷过苹果平板、惠普电脑、智能手机……这些象征着城市财富的东西，从不曾真正为她们所拥有，只是从她们手中流过，留下的，是些微的金钱，以及重重的刑罚。

　　轰动全国的杭州“孕妇小偷团”刑罚落定，其间围绕法律和伦理的争论却没有平息。她们如何把人道关怀色彩的法律规定，变成自己作恶的“挡箭牌”？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她们，因何坠入这样的犯罪险境？记者近日奔赴浙江杭州、湖南道州等地展开调查采访。

　　“怀孕盗窃”的生财之道

　　2010年4月12日，对26岁的李小英来说，本来是平常的一天：早晨10点左右，穿上时尚的衣服，背上大包，与姐妹们在三墩路的公车站集合，然后分路搭乘公车，前往杭州市内的各大型商场、超市，以及服装市场、数码广场。从外表看，她们跟城市里闲逛打发时间的怀孕妇女无异，不过她们看似轻松的闲逛，却有另外的目的——完成计划中的行窃。

　　她们一般三四个人搭档。在物品琳琅满目的超市里，她们有人挡住摄像头，有人望风，最后下手行窃的，则是肚子已经鼓起的孕妇，或抱着孩子处于哺乳期的妇女。在行窃得手后，她们把东西藏进大包，或干脆塞进婴儿的衣服中。而盗窃所得，通常是六四分成，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分六成，其他人分剩下的四成。

　　但这一天，她们的行动还没来得及开始，就遭遇了早已注意她们一段时间的警方。

　　当日，杭州拱墅公安分局出动300余警力，发动了杭州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功率最高”的一次抓捕行动。对象正是这些靠怀孕或者哺乳做掩护的行窃者。46名犯罪嫌疑人在这次抓捕中“落网”。据警方统计，有45名是女性，其中22名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还有1名男子，是在“娘子军”们背后专门负责收赃的。

　　警方显然已经忍耐了很久。为了对付这个行窃足迹遍及杭州大商场的“娘子军”盗窃团伙，杭州拱墅警方筹备了一个多月。从2010年3月8日成立专案组，至4月12日正式行动，经过事先的摸底、监控、部署，抓捕行动的成功，在预料之中。

　　然而李小英低估了这次行动对自己命运可能带来的逆转。虽然她也察觉抓捕行动突如其来，规模甚大，但根据过去两次被抓后的经验，她确信自己会很快被放出来。

　　李小英已经是杭州警局里的常客。因为盗窃，她曾于2009年的3月1日，和当年的5月15日，分别被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行政拘留。但这两次时间在15日以内的拘留，均没有执行。只因为她当时正处于怀孕期。而她的姐妹吴小玲，在2007年7月25日，就因盗窃被行政拘留，而此后，她又曾被拘留3次。 同样，因为怀孕或哺乳，每次在不到20个小时之内，她们就重获了自由。

　　经验使她们确信，“那条法律”是有用的。“那条法律”是指《刑诉法》60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

　　由于看守所一般不收孕妇，警方通常是拘留不执行或者教育释放。据杭州警方透露，一名叫朱青的女子，竟被警方抓过34次，但因作案时不是怀孕就是哺乳期，她没有一次被关押。

　　原本有人道关怀色彩的法律规定，在那些愿意冒着伤害身体的风险，而去盗窃“糊口”的底层女性中，竟成就了一条“怀孕盗窃”的另类生财之道。

　　这就连被偷的商户也都知道，遇到那些怀孕盗窃的妇女意味着什么。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的颐高数码广场，员工曾当场抓住偷窃的怀孕妇女，然而，“我们也不敢动她们，毕竟是真的孕妇，只能送到派出所。但她们也会很快被放出来”。

　　这家数码广场管理处的经理告诉记者，早在三四年前，这里已发生过孕妇盗窃案。而据资料显示，2006年起，在杭州当地就有孕妇偷窃被行政拘留的记录。

　　警方对此颇为无奈，“对着一个抱着新生婴儿的母亲进行审讯，我们很为难也很尴尬。”一位资深刑警告诉记者。而这些盗窃的孕妇，已总结出对付警方的一套，一旦被抓到，就躺到地上喊叫“肚子痛”，警方只能马上把她们送到医院。

　　手握法律的特殊保护，在与警方的博弈中，她们总是胜利者。然而。这一次，她们没有想到，警方开始“动真格”了。

　　“近两年此类案件上升，今年年初我们经过摸底，发现这是一个团伙，专以盗窃为生。这次是下定决心打击的，否则在杭州，聚集来参与盗窃的孕妇可能越来越多。”杭州市拱墅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姜卫平说。

　　在4月12日的抓捕行动中，始终陪伴在侧的还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当日，22名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被控制后，直接被送进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实行“监视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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