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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医生

每40秒,就有一人死于自杀,而你本有机会挽救Ta

2019-10-11 07:23:59医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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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阅读这篇文章大约需要10分钟,这意味着你阅读本文过程中,世界上约有15人死于自杀。如果您知道某人可能想自杀,就同其谈论这个话题,不带偏见地倾听并提供支持。

  每年,有超过80万人死于自杀。这意味着每40秒就有一人自杀死亡(现在这个数字可能会缩短为30秒),此外还有更多的自杀未遂者。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不仅是个人悲剧,也会给家庭造成沉重打击。而自杀未遂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甚至造成终身残疾。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国际主题聚焦于“自杀预防”。世界卫生组织鼓励每个人都能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如与你担心的人交谈,或者给遇到困难的人提供支持,分享希望。

  这则公益短片《劝生》,是温州医科大学附属温州康宁医院(下文简称“温州康宁”)为响应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而制作的,医院还开通了一条“自杀预防”公益热线,以帮助轻生者。

  自杀,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几乎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在短片中的三位医生,向“医学界”讲述了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温州康宁的唐伟主任,是国家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他表示:每个人都能成为劝生者,甚至一个路人的支持,都能燃起轻生者对未来的希望。

  年轻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在全球,年轻人是受自杀影响最大的人群。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自杀是导致15~29岁年轻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温州康宁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开始于2001年。当时国内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还很少,医院开通了一条心理危机咨询热线,主要由唐伟主任接听电 话。他告诉“医学界”,虽然刚开始打热线的人少,但慢慢就多起来了,每天能接听七八十个电 话。打电 话的人并不全是自杀求助,各种原因都有,焦虑、抑郁、失眠,甚至夫妻吵架、孩子不听话,也会来电咨询。

  唐伟将热线电 话形容为自杀者的一根救命稻草他认为,一个想要自杀的人能打来电 话,至少说明他还有一线求救希望,如果能够及时给他疏通,就能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

  在无数的咨询电 话中,让唐伟印象深刻的一个,来自于他的一位学生。电 话响起的时间是凌晨三点多钟,从睡梦中醒来的唐伟接听电 话后,对方喊了一声“老师,我不想活了”——唐伟一下子清醒了。

  “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压力很大,有学习压力,还有来自家庭的压力。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个累赘,丢人现眼。因为他在大学之前,学习成绩都很优异,上了大学之后,却事事不如意,所学专业也不是他很喜欢的,每个月要花家里很多钱,学习成绩却跟不上,现在还要补考,放假都不敢回家,怕面对父母的责问,现在还面临着生活费的问题,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就想死掉。”

  对学生的诉说,唐伟主任告诉他,如果没钱吃饭了,老师可以给你钱;如果没有地方住,可以住到老师家里来;“但一定要告诉老师,你现在在哪里”。这位学生对唐伟说,他在楼顶,身边没人。“那我就很害怕了,怕他跳下去,我告诉他我马上赶过去,但他担心被别人看到,不让我过去。”

  唐伟主任当时这样告诉学生,“我说你现在想一想,除了死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让你摆脱现在的困境了,他说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是想死,我说那我们再想一下,一定要今天就死吗?你还有没有什么要完成的事情,把这些事情做完再想死可以吗?”

  那位学生列出了很多他想做的事,唐伟就一条条地跟他去聊,一聊就聊到早上六点多。聊着聊着,这位学生突然笑了,然后说:“老师,我现在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我还不能死。”

  在得到学生肯定的回答后,唐伟又说了一段话。“我说聊了这么长时间,老师能骂你一句吗?他说你骂吧,没关系,我就骂了他一句,我说你不想死,现在老师都想死了。”唐伟主任说:“他马上就反过来说老师你不能死,就开始劝我,其实我只是在测试他,有没有真的接受我给他的心理指导,他能反过来劝我,说明他的认知已经改变了,至少目前是改变了。”

  这位曾经想死的学生,现在早已走出了自杀的阴影,并且也成为了一名医务工作者,与唐伟主任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一个电 话,一种关切的问候,就能够帮助一个走向绝路的人重新燃起希望。

  温州康宁的心理危机干预公益热线曾经中断了一段时间,今年的10月10日这条热线要大张旗鼓地再次开通起来,并且已经组建了一个20余人的专业团队负责接听热线。

  为什么再次开通这条热线?唐伟主任表示,预防自杀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虽然自杀干预热线只是医院预防自杀的方式之一,但是它的价值在于让轻生者知道在最后的时刻,还有人愿意聆听你的声音。

  然而,唐伟也表示,热线无法立即定位轻生者的位置,医务工作者只能尽最大努力去安抚对方,希望对方能暂时打消自杀的念头,并能到专业机构求助。

  “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多部门联动组织,接到自杀求助电 话后,能够立即联动起来,定位到打电 话的人,立即派急救人员和救援人员赶过去,但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组织。”唐伟主任说。

  工作第二年,就遇到自杀未遂患者

  郑天生医生工作第二年,就接触到了一名自杀未遂者,当时她遇到那位患者时,他已经是第二次因吞服大量药物而自杀未遂了。

  那是一位18岁的青少年,高中辍学,常和家人发生冲突,并常有冲动型的自残行为,当他觉得自残不足以缓解他的痛苦时,他就会吞服药物自杀,以此来寻求解脱。

  这位患者在郑天生医生那里治疗了三年多,在治疗期间,郑天生和他做了个约定:当他感到痛苦时,不要用自残或自杀来逃避,可以和医生或家人倾诉。“有了这个约定,他能感受到医护人员对他真正的关心,他的痛苦能被人理解,所以愿意和我们讲,所以能够遵守不自杀的约定,但偶尔还是会自残。”

  对于患者偶尔的自残行为,郑天生医生对此理解并包容。因为她看到了这位患者自残行为背后内心的痛苦,自残只是他的一种缓解痛苦方式。患者被理解后,也愿意配合治疗了,在完整接受治疗两年后,他自杀念头已经基本消失,在特别痛苦时,偶尔还会自残,但社会功能已经慢慢恢复了。

  郑天生医生来到温州康宁工作后,仍然与这位患者保持着联 系,虽然他已经开始融入社会,从事了好几份工作,但在他感觉不好时,就会向郑天生医生寻求帮助。“最近他还联 系我了,说他在广东和朋友做生意,最近睡眠不好,十一后来找我复诊。”

  能够把一个执著于自残、自杀的年轻人,一点点拉回到生活的正常轨道中,在郑天生医生看来,这应该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干预成功案例,虽然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她为能有这样一个结果而开心。

  在郑天生医生工作八年多中,虽然接诊过很多有自杀念头甚至实施过自杀行为的人,但由她治疗管理的患者中,还保持着零自杀死亡记录。

  同样已经工作八年多的潘安乐医生,让他留下较为深刻印象的一位患者,也有着明显的自残自杀倾向。那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不愿意去上学,并且以自残行为宣示自己不上学的意志,家人认为她懒惰,对她的想法和行为非常不能理解。

  潘安乐通过和这个女孩深入沟通,发现她手臂上满是划痕,自杀意图非常明显。虽然她也想去好好学习,却做不到。她希望通过自残方式使父母理解她的痛苦,也希望能得到父母帮助,但换来的只是责备。

  潘安乐发现,这个女孩内心的痛苦已经远远大于自残带来的疼痛。“我就问女孩的父母,如果给你们一把刀,你们会划伤自己吗?他们说不会,我说我也不会,那为什么她会划伤自己?如果她生存的动力都没有了,怎么会有学习的动力?作为孩子家长,应该去理解孩子。我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孩子,如何与孩子相处、交流,他们也同意了让孩子住院治疗。”

  如今,这个女孩也已经在温州康宁随访两年多了,在学习和家人相处方面,都已经处于比较理想状态。潘安乐医生说:“我们会跟患者和家属建立一个治疗联盟,形成一个沟通机制,如果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管是患者还是家属,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 系,我们会根据情况给予指导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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