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的她躺在床上，犹如褐色皮肤的睡美人

　　我这一生，说过最艰难的四个字就是：“爸，妈走了。”

　　故事要从11年前说起。那年我17岁，55岁的妈妈在做完一次胆囊切除术后病情恶化，又做了肠切除术，最终她被诊断为癌症。妈妈安慰自己，癌症也分轻重缓急，有进展缓慢、侵袭性低的。

　　然而淋巴结活检结果击碎了她的期盼：肿瘤为恶性，且已扩散至无法根治。妈妈患上的是罕见的预后不佳的类癌（carcinoid）。

　　讽刺的是，我拿到了姑息治疗奖学金

　　确诊的那年秋天，从教一生的妈妈从学校退休了，而我考上了医学院，学习生物学与医学预科。从17岁到28岁，几乎我生活中的每一次大事，都有个小影子：就是妈妈的某次手术，或某种并发症的出现。就连我的婚礼前2周也不例外，那时妈妈突然出现了转移性肝病引起的黄疸。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症状敲响了妈妈告别我们的钟声。1年后，我进入实习，以住院医生的身份熟悉了临终病房。讽刺的是，我还获得了姑息治疗奖学金，而妈妈却进入了暴发性肝衰竭。

　　身边有我这个“懂医的”，妈妈便把我当成了医学知识翻译官。通过详细了解，我对妈妈所患的疾病了解得更深刻了。在她临终的最后8年里，我的工作地点离她有2小时车程，因此只能每天给她打2、3次电话交流。

　　确诊时，妈妈被医生宣布只有8年存活期，而她生存了11年之久。我很感激这3年“借来的时光”。

　　去年，我心痛地看着妈妈消瘦了30磅，由于黄疸加重，她的皮肤色泽越来越深。她强颜欢笑的样子，骗得过别人，却逃不过我的眼睛。我知道妈妈这种病，在持续消瘦、疲劳的状况下，很难撑过1年。我只是不确定，其他人是否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妈妈抱着爸爸说，“我还没准备好”

　　一天，妈妈打来了电话，“他们想下周一会诊。”不久前，她因为胆红素水平过高住院，我正在那家医院轮转，便见到了住院进来的她。出院时，医生为她开了类固醇，并预约两周后再进行实验室检查。

　　复诊的检查结果并无好转，医疗团队表示要为她会诊。10多年来的头一次，当我问她愿不愿意来时，她说“愿意。”，不知她是否意识到了这次会诊的涵义。

　　当我和爸妈一起坐到多学科肿瘤姑息治疗团队的医生面前时，他们告诉妈妈，她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几个月了。妈妈抱住爸爸说，“我还没准备好。”

　　她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死亡，我和父亲也一样。67岁的她本该拥有更长的生命，但她明白自己必须面对，如果可能她希望在家中结束。临终关怀病房的护士将母亲接走后，我安排好一切，便回到罗切斯特继续实习。

　　她躺在床上，犹如褐色皮肤的睡美人

　　然而才过了2天，事态就急转直下。我正诊治一位病人时，姐姐莫拉发来短信，我马上打回电话，姐姐告诉我，“早上爸爸怎么叫妈都醒不过来，护士已经来了，她现在生命体征正常，就是醒不来。卡罗尔阿姨也到了，你暂时不用回家。”

　　“莫拉，我当然得回家！已经是最后关头了。”我和丈夫尚恩赶到家里时，父母的房间仿佛在嗡嗡作响。我直奔楼上母亲的房间，她躺在床上，犹如褐色皮肤（由于严重黄疸）的睡美人。

　　“妈，我来了，尚恩也在。”我低声说，她的眼睛转了转，却没有回答我，只发出了一阵轻微的咕噜声。

　　“我知道你能听见我，我会陪着你的。”我回到楼下，爸爸和姐姐们都在，二姐苏珊先开了口，“怎么样？妈妈还有希望好转吗？”“或许吧。但妈妈已经出现了脑病，短暂苏醒还可能，但不会太久了。你明白吗？没有希望了。”

　　我们只能沉默地看着彼此，却无力改变既定的事实。

　　最后的清醒时光：拥抱恐惧

　　礼拜四晚上和礼拜五同样在煎熬中度过，中间妈妈的故友来了几波，我们用妈妈最喜欢的零食——薯片和啤酒招待，和他们坐在一起忆起妈妈的往事。晚上，莫拉上楼去和母亲道晚安，我们在楼下听到她大喊：

　　“快叫劳伦！快叫劳伦上来！劳伦——”我一步两个台阶大跨步跑上楼，直奔母亲的病榻，床上却是空的。

　　“莫拉？你们在哪儿？”我大声喊道。“妈妈醒了！她醒了……在厕所，快来帮我！”姐姐的声音在狭小的卫生间里回荡。我马上赶到卫生间，姐姐正搀扶着颤巍巍的母亲。

　　妈妈嗓音很虚弱：“莫拉？我想我快死了。”姐姐不知如何是好，望向了我。我耸耸肩表示一样不知所措，莫拉回答她，“妈，我们都明白。”“我是说，我马上快不行了。”

　　我们把她抱回卧室，莫拉、尚恩和我一起在床上为她换上睡袍。然后母亲最后一次睁开了眼睛，她才发现我在跟前：“该死，你怎么回来了？！”“妈，你都昏迷48小时了，我必须回来。”“哦……你回来是因为我要死了……”“是，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妈，我爱你。”

　　她艰难地笑笑，说，“我也爱你。”

　　接下来48小时，妈妈难得地一直保持着清醒，此刻我最想做的事就是陪她说话。我需要让她知道，我对她的恐惧感同身受。我告诉她几天前，当我知道她为时不多，在办公室里痛哭的场景。

　　我只是觉得，我也才28岁，我跟妈妈一样还没准备好面对死亡。但是事实已把我们推向这个死胡同，死神才不管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那感觉就好像曾经熟悉的、严谨运转的世界，突然变得摇摇欲坠，我的整个生活都快要崩塌。

　　“回光返照”的短暂清醒后，妈妈又陷入了昏睡。接下来几天，她开始腹痛加剧、辗转难眠，护理她成了我生活的重心。

　　每天清晨我一醒来，就直奔妈妈床边，等护士来了帮她擦身、穿衣。我们把她安置好，在床畔守2个小时，以免她翻身掉下床。我会把早餐端上楼，边看早新闻边吃，身边是偶尔因疼痛发出呻吟的母亲。

　　“妈，吃片止痛药吧。”“不吃，我不想睡着。”“可你很痛苦。”“好吧。”说着她一口咽下吗啡药剂，冲我做了个鬼脸。

　　终点：我吐出了那四个字

　　2周的家庭临终护理后，母亲的呼吸声开始改变，我知道这意味着只有最后几小时了。那一天凌晨4：20，爸爸走进我的卧室。

　　“劳伦？”他轻声唤道。“我醒着呢爸，我就来！”“你妈妈好像没有呼吸了，我想可能已经结束了。”我走到母亲床前，不必触摸她的手腕去计数脉搏，也不必用额头贴紧她的胸膛去聆听呼吸，我就知道她已经离开。

　　我抬起头，向床那边的爸爸说出了那四个字：“爸，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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