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局局长给艾滋病患者就医难开“药方”

　　针对艾滋病感染者就医难问题，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昨天开出两剂“药方”：提升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疗能力；提升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防范能力。他强调，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障艾滋患者及感染者的就医权利。

　　昨天是习近平主席在北京视察艾滋病防治工作一周年，市卫生局组织座谈会，社区医院代表、大学生志愿者代表、民间社团组织代表、感染者代表等人员参加。感染者代表老徐现场提出意见，在消除零歧视方面北京做得不够，主要是综合医院歧视现象还很严重，“尤其是外科手术问题，”老徐说，“比如小小的痔疮手术吧，如果我们主动说了，肯定会以各种理由被转走，如果不说，住院后一验血，结果还是一样。”据了解，尽管上级有文件要求不能歧视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但现在医院还是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为感染者进行手术。

　　对于感染者代表反映的问题，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当场表示，卫生系统一定要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他强调，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障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就医权利。同时医护人员要防护到位，避免出现因职业暴露而发生的感染。所谓的职业暴露就是，医护人员在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意外地被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的血液、体液污染，导致有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

　　昨天，方来英给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就医难问题开了两剂“药方”。他说，今后北京市的感染性疾病医疗体系要构建到位，地坛医院、佑安医院两家专科医院除了能治疗传染病之外，还要具备综合医疗能力，要外科、口腔科、妇产科、骨科都能看。另一方面，要提高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的防范能力，医护人员要防护到位，避免出现因职业暴露而发生的感染。他认为，要想让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得到应有的治疗权利，就要让医护人员得到有效保护。

　　此外，本市还要提高对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的登记随访能力。目前本市登记在册的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7700多人。“这是跟我们有联系的，还有很多没有联系的，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找到。”方来英说。

　　针对几个国际基金明年即将撤资的情况，方来英表示，对于防控艾滋病民间社团组织，将探讨如何建立有效机制，推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将成为卫生系统的试点工程。他同时认为，不仅要由政府购买服务，还可探索社会共同参与，比如以什么样的形式接受社会捐赠，如何征集志愿者的志愿服务等。据悉，目前本市共有红丝带之家等60个艾滋病防控民间社团组织。

　　红丝带之家：

　　数万名艾滋病感染者的港湾

　　桌上两部热线电话，两排长长的沙发占据了房间的大部分，名字上贴着红丝带的志愿者结业证书，摆满了墙角的柜子。位于地坛医院门诊室旁毫不起眼的这个房间，就是“北京红丝带之家”。自1999年1月成立以来，红丝带之家履行了它的名字赋予的职责，为数万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提供心理咨询、医疗帮助。2005年红丝带之家在市民政局注册，成为北京第一家具有医疗背景，专门从事艾滋病综合关怀的社会团体。

　　北京青年报记者在红丝带之家实地探访发现，小小的红丝带之家，却活跃着药师、医师、志愿者、同伴教育员等近10名工作人员，或在接听外地感染者的热线电话，或在指导来访的患者如何用药。“这里没有歧视，大家各尽所能，让感染者和患者愿意说出他们的经历和顾虑，从心里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也希望社会正视艾滋病，消除不该有的歧视。”从红丝带之家诞生就在此服务的护士长王克荣说。

　　药师：“这些档案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

　　前天下午，北青报记者来到红丝带之家时，这里正在接受北京红十字会的捐赠。捐赠仪式结束后，红丝带之家便又恢复了热闹，医师、药师、志愿者还有3名同伴教育员（自身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志愿者），按照分工各自在忙碌着。在一个墙角，北青报记者留意到一张照片，是2009年首批同伴教育员室外活动时所拍。照片中山坡上，有防艾活动留下的“精神不死”四个字，不禁让人震撼。

　　目前红丝带之家有专职医师、药师，以及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各个岗位各有分工。药师彭玉玲负责药品管理、发放和用药指导，免费帮助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为第一个艾滋病患者配药后，彭玉玲建立了第一份免费抗病毒治疗档案。至今，她已经建立了两千多份档案。“这些档案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彭玉玲说，每份档案都是她记录的患者资料，因此每一份她心里都清清楚楚。

　　医护人员带孩子和患者们一起活动

　　除了为患者提供帮助，红丝带之家试图以自身的影响力，号召更多志愿者参与普及艾滋病常识，消除社会歧视。据北京市卫生局最新统计，目前首都艾滋病防治宣传志愿者已接近十万名。王克荣介绍，在许多志愿活动中，医院医护人员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参加，和感染者、患者们一起活动。“这样大手拉小手的活动，深层意义是带动青少年正确认识艾滋病，接纳艾滋病患者。”

　　“其实艾滋病并没有那么可怕，做好预防就能大大降低艾滋病的感染率，现在阻隔母婴传播的技术已经很成熟，血液传播也被严格控制，性传播途径感染率已经上升为80%，所以只要注意安全性行为，就能使感染率降到最低。”一名医师强调，日常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因此当务之急是普及健康性教育。

　　医护人员介绍，有艾滋病患者向他们提出，应该为艾滋病患者设立专门的养老院，让年轻的患者通过培训，来护理年老的患者，实现艾滋病患者的自助。“我们希望通过志愿活动，呼吁社会对待艾滋病患者能像对待其他患者一样，没有歧视，让他们享受正常的医疗待遇，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和学习。”彭玉玲说。

　　患者增多场地资金压力大

　　根据红丝带之家去年的登记数据，共有5700人次来访，24小时热线接听了4500余个咨询电话，义务为115名外地患者按时寄药。今年8月2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44届南丁格尔奖章颁奖大会上，王克荣获得这一护理界国际最高荣誉奖。这枚奖章，是对她和红丝带之家团队成员十余年工作最好的肯定。

　　“红丝带之家很幸运，得到很多资助项目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但近年来艾滋病患者数量正在增加，无论是从人力、资金、场地等方面，我们都感觉到了压力。”同时担任红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的王克荣说，团队许多活动项目正在向外推广，希望更大范围地普及，而这也亟须社会捐款或其他方式的支持。文/本报记者　周敬启

　　“同伴教育员”志愿者：

　　劝感染者按时服药  并不那么简单

　　四十出头的王伟（化名），感染艾滋病病毒已接近八年。现在他的全部生活就是防艾，要么在高校宣传防艾常识，要么往返于两家防艾志愿机构，接听热线电话，安抚新的感染者，指导他们服药。不论在哪儿，神采奕奕、谈笑自若的王伟，在被介绍身份后，总是引起一片怀疑：他怎么可能是一天不服用抗病毒药，就可能出现严重后果的艾滋病患者？

　　因为心态“好得出奇”，从被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那年开始，王伟就成了坚定的防艾志愿者。近八年时间，他根据自己的体会，熟知了各类药物的副作用，感染者在各个阶段可能出现的各种心理活动。因此对于他开导过的感染者来说，甚至比专家更专业。

　　2006年，在一次“高危”行为后，没有任何侥幸，王伟被确诊感染上了艾滋病。当年，王伟就成了坚定的防艾志愿者。

　　2009年以前，王伟绝大部分时间基本都出现在各个社区、高校防艾活动的现场，发放安全套、防艾滋病宣传册，讲述自己的经历。2009年4月，王伟和10名感染者一起，成为红丝带之家的首批“同伴教育员”志愿者。

　　除了防艾活动，王伟去红丝带之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坐在“红丝带之家热线”电话前，接听全国各地打来的咨询电话。“打来电话的大部分都是恐艾的，我就给他们普及艾滋病常识，少数可能是和艾滋病感染者有一定接触，或者发生了疑似‘高危行为’，我就为他们消除恐慌，让他们先去做检查。”王伟说，聊着聊着大家就熟络起来，也会跟对方开开玩笑，这让打热线的人怎么都不相信，王伟跟他们一样也是一名艾滋病患者。

　　新感染者服药后，身体难免出现各类副作用，因此产生恐慌的不在少数。每每接到这样的电话，王伟会耐心向他们比喻道，艾滋病病毒进入体内，摧毁了免疫系统，就像“水坝决堤”，服药重建免疫系统的过程相当于修复堤坝，难度更大，势必要付出更大代价。“即使有副作用，也不能停药，一旦停药就前功尽弃了。”

　　对话

　　“过好现在的每一天”

　　对话人：北京红丝带之家同伴教育员王伟

　　北青报：从被确诊，到当志愿者，为什么你可以转变得那么快？

　　王伟：因为我本身体质也不错吧，免疫力低的阶段和刚开始服药，身体都没有太大的反应。

　　北青报：你认为自己是感染者中特殊的一个吗？

　　王伟：心态跟我一样好的的确不多。社会看艾滋病患者仍然带着有色眼镜，所以很多感染者不愿露面，不愿参加任何活动。我和几个愿意露面的朋友算是少数。

　　北青报：你都什么时间做志愿者？

　　王伟：红丝带之家给志愿者们排了班，我本来排在周一和周三，但周一到周五我几乎都在这里。周末就呆在地坛医院新址斜对面的另一个志愿组织“健康中心”。

　　北青报：和艾滋病打了八年交道，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王伟：艾滋病就像一个锁着门的房间，未来人类能不能找到打开这扇门的钥匙，谁也说不准。所以我不愿去想未来，想也没用，就在这个房间里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