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傥：医学信息化势在必行 或能改善医患关系

　　2014年6月7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召开，本次会议是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的第八期会议，会议主题是"信息技术，颠覆医疗"，多位卫生政策研究专家、医药卫生供给方和政府卫生政策决策者，就该主题进行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以下是与会嘉宾的精彩发言。

　　发言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检验系主任 姜傥

　　信息技术究竟是如何改变医疗的呢？首先我们来看，其实医疗早就已经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技术，这些都是在早年就介入到医疗的。我从94、95年就开始介入LIS系统的研发、推广、应用。信息技术应用在医疗领域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新鲜在什么地方？新鲜在最近这几年，尤其是物联网的概念的提出，尤其是生物传感器的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可穿戴技术的应用。这使得我们信息医疗，包括移动医疗，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时尚的东西。所以大家都对这个感兴趣。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过去我们要做24小时的心电监护，病人要排队才可以接受这种24小时的心电监护，他要挂上这么多的电极24小时，然后把数据给到医生进行分析。而现在只要有一个像创可贴一样的东西，就可以对你24小时的各种心电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同时还提供7个相关指标，对心脏疾病进行监控。比如说AIRSTRIP不仅对心电监控，还可以对体重、胎儿进行监控；GMATE可以进行24小时的血糖监控。睡眠。袜子、背心、鞋都开始放入传感器，来监控你的运动和消耗。

　　我们的移动医疗也进入到了基因领域。我们可以对特定基因进行解读，并且还可以和比尔盖茨的基因去对比一下，看看你们的相似率有多少。其实我们当年接受毛泽东理论，外因和内因是鸡蛋和石头的问题。所谓的内因就是这些可能导致二型糖尿病的，可能导致乳腺癌的。内因可能都是一些易感的基因。结合到现在我们的监控分析手段，我们就可以从他的可能易感因素到临床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全面监控。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看到一个美妙的前景，信息技术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医疗的，使得我们的医疗可以改革的更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通过生物传感，我们通过各种可穿戴式的设备，我们的手机只是一个gateway，通过他的接收传送，通过我们的云系统，到临床医生那里，到优秀的APP那里，然后进行大数据分析，健康管理，进行一些慢病的管理和防治等等，我们的医疗行为就可以落实了。

　　移动医疗或能缓解医患医疗信息不对称的现状

　　因为移动医疗有这样的特征，所以它比较亲民。21世纪的医学，称之为4P医学。究竟如何参与呢？我们看过很多媒体一直说中国的病人是一个弱势群体，说医生是强势群体。因为病人和我们的信息不对称，他不能参与整个医疗过程。如果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预料到，病人是可以跟你交互的，跟你交互跟你合作的。同样中国的医疗资源相对于我们现在公布的数据13亿人口来说，我们中国的医疗资源是绝对性缺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我们很多的医疗改革不成功的案例，我们的伤医事件，我们的医疗保健无法达到很高水平等等。这都和我们的可及性相关，但是如果说移动医疗可以升级到每一个家庭、个人，可以变得如此的亲民和参与的话，相信可及性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当然他提供的数据可以是连续性的，丰富的。在它具有这些特点之后，如果说我们的信息使用到医疗领域，他会使得我们的现场治疗获得更加丰富的信息，可以使我们医生的临床决定得到充分的证据的支持，可以使健康管理更加流程化、规范化、有效率。当然我们的病人也可以变得更强，再也不是弱势群体的。我们可以使大数据分析和研究成为可能，可以使公共卫生监控更为充分，健康管理费用更低，质量更高。如果说信息技术应用于医疗，一定是一件低成本、高效益、提高质量的好事情。

　　这样一件好的事情，为什么到今天还都停留在概念上呢？这就是我下面想要进一步分析的。如果说作为我们医生方，如何面对准备好了的病人？病人掌握了工具，病人掌握了数据，病人掌握了信息，病人掌握了真相。在当病人通过各种信息工具能够掌握这些之后。病人就会明白医生想了解什么，医生在想什么，医生在说什么，医生想干什么，医生的诊疗活动是什么，这样他就可以参与到诊疗当中来。当病人知道更多之后，他会对医生提出更多的质疑，他会提出更多的方案。因此，首先我们的医生会面对更多的质疑。当病人来找你看病的时候，他会带来他一个月的心电、血糖的资料，甚至于他把他每天究竟走了1万步，还是5500步，消耗了多少热量都先在你的面前。这个时候医生要更加耐心，要不厌其烦。我们的医生需要的的信息需求会加大，当然远程医疗将会作这个过程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站在医生的角度，如果说患者已经对自己的病情与治疗有所准备，医生就要对技术的应用程度要求更高，对病人的耐心程度要更高，对心理的照护能力要求更高，对知识更新程度、对信息利用程度需要的更高。尤其我想提的是，我们更要有去伪存真的能力，更要有综合判断的能力和灵活应用的能力。

　　对于病人，如何面对电子医生呢？要求就更高了。移动医疗最大的障碍不是医生。医生用他的知识水平，他可以很迅速的了解到各种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用移动医疗真正困难的是病人。病人将面对他的家庭医生、专科医生、药房、社区医生、转诊，他都是对着一个电脑去解决所有问题。在座各位非常年轻，我想你们想象的空间一定巨大。但是事实上，当你患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病，比如说肿瘤，你已经觉得你在人世间没几个月了，看护你的“人”是这么一台冷冰冰的电脑，你会觉得难以想象的。因此，当医生变成了设备的时候，你自己要学会掌握工具，你要学会掌握信息，学会掌握信息，学会掌握真相。否则的话，作为一个病人，你无法了解医生们究竟想了解什么，他们想干什么，你如何配合。对于病人来说，他最重要的改变是就医行为的改变，他不再是一头疼脑热就去医院。我们的健康管理习惯在改变，刚刚在这个地方，放的视频，抽烟、垃圾食品等等。

　　医学信息化的发展会倒逼相关政策的出台

　　第三个就是如何面对电子化的医学。当我们的医学都已经电子化了。其实我们整个医学已经变成了所谓的Morphing medicine了。整个医学的质量，整个各种各样的疾病，整个地区疆域的概念都被跨越了。因此为什么那本书为什么叫《颠覆医疗》，这需要全民，无论是医院、医生、病人、企业、金融、政府、政策各个方面通力协作。所以这个时候，在面对这样大的改变的时候，这件事就非常重要了。

　　尽管我们讲的这么美妙，现在我们还是在一个概念上。现在还听列在对数据的采集阶段，缺乏分析和综合解决方案，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完整医疗系统。现在被移动医疗设计的的病种据统计只有10个，而我们的病种总数非常多。这些还是要落在医生身上，现有的医疗系统上。因此不是说大家举举手就废掉医生了。其实越是这样，医生的作用越重要。它缺乏有效、成熟的商业模式，缺乏质量标准、诊断标准、收费标准以及过硬的装备。比如说血糖，你说血糖从此不需要采血了呢？其实现在的BOCT的产品，他还是需要定期的大实验室数据去进行监控。很多东西不是几个可穿戴设备就可以解决的，其实他能干的事情还是非常有限的。

　　即便是这样，蔡教授特意告诉我，你要提一提他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其实需要的政策非常多。因为我们整个信息介入到医疗之后，他会改变我们的行医和就医的文化。我们的工作流程是需要重新设计的。我们临床后台刚刚说了，所有的数据最后是要落实到临床的。临床后台的支持是需要重新调集的，我们的数据标准化、系统标准化、病人隐私、数据安全、投资和商业模式、社区和医院的关系，我们的公共卫生和医院的关系。这些都是要考虑的。我们有很多的政策是要进行重新考虑和出台的。从来就没有政策会先于技术的发展的，一定是技术发展倒逼我们规范或者是政策的出台。因此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信息技术应用的准入制度、可穿戴设备的准入制度，医疗保险相关政策，数据安全和储存制度，医疗信息/数据使用制度，公共接触医疗信息的许可制度，电子签名和电子处方。我在当初参与LIS系统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到今天，其实我们很多医院，一个病人还是有很多的门诊号。到今天都不能用身份证唯一编码来代替。到今天电子签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当然电子处方也不行。你的医疗要走到网上去，要信息化，有很多东西无法解决。还有，社区卫生服务/公共卫生政策的问题。比如说社区卫生服务站招标的药和医院是不一样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讲到这些，你会发现他有很多深层次的东西在后面。当然还有伦理道德的问题，如果说真的是肿瘤病人，你选择告诉他，还是选择不告诉他等等这样的问题，其实都留待大家思考。

　　总之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兴奋，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个数字时代，我们真可以把人体很多信息变成数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医生，我们的公共管理部门，企业界，金融界做好准备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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