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群正在青春期叛逆期的孩子，聚在一起讨论如何逃离这个家庭。”在9月19日中国医生集团大会上，有发言嘉宾如此感叹。
这里的“家庭”是指以公立医院为代表的医疗机构，“孩子”正是在体制内的医务工作者们，而“逃离”这个动作则包括身处体制内外的医生展开的各种探索。
医生集团无疑正是其中一个“逃离”的方向。
逃离的冲动：你是否敢迈出这一步？
2015年，有近30家可以称之为“医生集团”的组织机构出现，它们有体制内、体制外、混合制等多种形式。无论哪一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医师的多点执业。
“你们医院是否有自由执业的医生？”
“没有。”
“管控的这么严？”
“我什么也不说，就站在旁边，我看谁敢。”
好大夫在线创始人王航在医生集团大会上分享了这段和一位公立医院副院长的对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立医院管理者们对多点执业的一个态度。
今年年初，国家卫计委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表示，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应当支持医师多点执业并完善内部管理，多点执业的医师应当获得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的同意。
这一政策直接推动多点执业由以往困难重重的“审批制”到相对简单的“备案制”。所以，“医生集团”在政策上得以松绑，落地实施上也开始宽松。
哈特瑞姆心率专科医生集团创始人、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医师刘兴鹏在接受39健康网采访时曾表示，北京的医院领导很开放，对多点执业持支持态度，跟医院打招呼并没有多大难处。
然而，前面提到的那位“我看谁敢”的公立医院副院长恐怕代表着另一股更强大的反对力量。
更直接的证明是，当你翻看2015中国医生集团大会的日程时，会发现嘉宾名单中几乎没有来自公立医院的院长。
今年4月，北京市2015年度卫生计生工作会议对外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北京超过3000名医师申请多点执业，虽然与过去相比在数量上有显著提升，但整体数量却不足北京执业医师总数的5%。
按照“逃避自由”的理论，未必所有的医师都有逃离的意向，而在当下，在旧有观念、体制依然强大的情况下，“逃离者”们更多的是惶惶然，对未来心存恐惧。
有评价认为，医生集团在2015年“一哄而起”，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更多的医生仍是站在既有位置上观望。
逃离的方向：注定还是医院？
医生集团在2015年形成喷发之势，而最初的尝试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发生，代表团队正是万峰医生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万峰医生集团的商业模式是投资建立实体连锁心血管专科医院，而2014年广受关注的张强医生集团，同样做出了投资杭州日间手术中心这样的实体产业行为。
医生集团的目标之一就是回归医疗本身，最大程度发挥医生的价值。他们带着自己的轻资产——医疗技术自由执业，但如果最终回到医疗中心或医院这样的机构，是否又会陷入不自由的领地呢？就像逃离的孩子终于厌倦外面的漂泊，“满怀疲惫，眼中是酸楚的泪”，而回到家庭呢？
美国已经出现这样的“倒退”现象。
美国医院协会调查数据显示，与2001年相比，美国2011年直接受雇于医院的医生数量增加了30%~40%。这种现象与美国的医生执业环境和医改大环境都有很大关系。比如，医生个体行医的法律成本太高，医保对接的成本逐年增长，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提到的强制全部医院、诊所都使用电子病历系统，高昂的维护费用更是成为压在个体医生或医生集团身上的一大负担。
虽然，回到医院似乎意味着失去某些自由，但不可否认，回归也帮助医生从各种医疗技术之外的琐事中解脱出来。
“他们因此有了正常的上下班时间、稳定的工资、高效的工作与职业安全感，也不需要费神与保险公司议价、与病人计费和催费、负担越来越昂贵的行政员工保险，同时医院也会与医生共享昂贵的电子病历系统。特别是那些背着巨额助学贷款的年轻医生，更是纷纷选择在医院工作，而非自己开业”。正如村夫日记创始人赵衡所言，“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医生有动力回到大医院和连锁机构”。
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要进去。中国的医生集团是否也会走入这种老路？恐怕没有人可以给一个确切的答案。
不过这或许也给那些正在观望的医生一个提醒：医生集团在商业模式、运营管理、支付方式等多方面都没有现成可复制的模式。
逃离的意义：旧医疗体制的希望之一
即使存在这样那样的不确定成分，这个逃离依然有独特的意义。
“以药养医”、“以检查养医”是医疗服务体系中一直受人诟病的问题，也是新医改最希望解决的问题之一。于是，推行药品零差率、禁止过度医疗等政策指导也应运而生。
然而，这并没有触及医生薪酬制度的改革，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依靠“走穴”、“会诊”等形式赚“外快”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即使对“多点执业”持谨慎态度的医院院长，也对此心知肚明。虽然收入增加了，但这份收入并非名正言顺。
多点执业以及多点执业推动下的医生集团具有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将“走穴”合法化，让医生正大光明获得与技术相匹配的收入。
当然，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体检影像中心创办人谢汝石也是广州私人医生工作室的一员，他曾公开表示，未来医疗业态发展成熟的时候，医疗队伍应该出现三种状态：第一，被医院雇佣的医生，在医院全职工作；第二，医生集团或者医生工作室的医生；第三，自己开诊所的医生。
诚然，美国已经出现医生回流到大医院的现象，但美国医生到底是自由身份，可以在多种选项中，勾选出最适合也最喜欢的执业方式，继而在那个平台发挥自己的价值。
而对于大多数中国医生来说，大型公立医院之外的医疗服务机构往往是最好的选择，然进入其中，却再次成为“死水”。
或许我们可以说，在多点执业政策和理念并没有十分明朗和普及之时，医生集团的另一个意义在于——以倒逼的形式推动多点执业政策的落地，进而帮助全中国医生实现自由身份。
只有在自由之下，谢汝石所说的三种医疗服务状态，才可能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更是直言，包括医生集团在内的新兴医疗服务模式，是中国医改能够成功、中国整个医疗体系乃至健康产业发展的唯一一次可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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