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医药健康服务业的四大认识误区

　　编者：8月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江宇在媒体发表了一篇评点健康服务业前景的文章，江宇在文章中指出四大误区，直言目前业内过分乐观地估计了医疗服务业的规模，为炒得火热的健康服务业泼了一盆冷水。

　　近来，健康服务业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乐观的声音不绝于耳，诸如“健康服务业遍地黄金”，“8万亿盛宴开启”，可谓不待扬鞭自奋蹄。但是，在这些观点中，有些是理性的，有些是不理性的，有些是非常不理性的。和任何行业一样，健康服务业有自己的规律，违背规律追求发展，不仅会危害基本民生，也会危害宏观经济和健康服务业健康发展。

　　第一个误区：过于乐观地估计医疗服务业规模，把健康服务业和医疗服务业混淆起来。有人把“2020年健康服务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的目标，错误地理解为“卫生总费用达到8万亿元”。其依据是：美国的卫生总费用达到GDP的18.5%，欧洲也达到10%以上，2020年中国GDP达到90万亿元，按10%计算卫生总费用就是9万亿，比现在的3万亿元还有6万亿元增长空间。许多资本就是看着这一空间而跃跃欲试。这个口径错在，混淆了“卫生总费用”和“健康服务业产值”两个概念，卫生总费用是发生在医疗卫生部门（主要是医院）的费用，只是“健康服务业”的一部分，而健康服务业涵盖保健、饮食、药品和器材生产、养老、体育等多个方面，国务院文件确定的8万亿目标，指的是广义的健康服务业，而不是狭义的卫生总费用。

　　如果中国卫生总费用达到8万亿元，那么就相当于未来七年，卫生总费用每年增长16%，七年翻近两番，远远超过GDP增速、居民收入增速和医保标准增速，居民看病费用增加两倍，这是社会不可能承受的，而且只会进一步阻碍经济增长。美国高昂的医疗费用，正是导致其经济竞争力下降、社会矛盾凸显、企业成本提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

　　第二个误区：期望地方政府像支持房地产那样支持健康服务业，甚至希望健康服务业接替房地产迎来“黄金十年”，这种看法不现实。部分地方政府支持房地产业，一是可以获得土地批租收入，二是房地产各个环节的税费收入，三是房地产可以带动相关产业。而一些投资者既期望政府把高端医疗、民营医院纳入医保，又要在税费、土地使用、水电气等方面给予优惠，还希望有一笔扶持资金，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又享受免税。这样对地方政府来说，既没有税收收入，还要贴钱扶持，长远来看还会使得医保支出迅速上升，带来财政风险。

　　第三个误区：认为医改“保基本”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下一步主要是发展“非基本”，这个看法是错误并且危险的。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卫生服务业都是以基本为主、非基本为辅，而不可能反过来，非基本部分不可能成为主体。中国医改“保基本”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尚未全面启动，以药补医问题仍然普遍，公立医院过度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医保报销比例偏低，实际报销比例只有50%左右，还起不到为居民分散风险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地方强调工作重点从保基本转向发展非基本，就可能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危害基本医疗服务的提供。实际上，目前关于发展多元化医疗服务、把医院推向市场的主张，上世纪就实践过，今天的观点那时候都出现过，但不久就遇到“非典”危机和“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这才扭转了改革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改善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自然不可能再允许医疗行业已经很大的地区、人群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第四个误区：把利润作为投资医疗的主要目标。实际上，从各国来看，基本医疗领域固然不能交给市场，非基本医疗主要也不是靠市场，而是靠非营利的、慈善性的资本。中国健康服务业一些投资者的想法，让人触目惊心。他们希望，挑选那些地段好、盈利空间大的医院，“有多少买多少”，而且计算了要多少年收回投资，利润每年增长若干，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者都不敢公开说的话。发达国家中，英法德三大国以公立医院为主，其他国家的非公立医院也是以非营利性医院为主，所谓非营利医院，就是投资者一旦出资之后，这笔资金就作为捐赠，投资者不再从医院获得利润，不可分红。

　　虽然中国目前关于非营利性机构的法律法规还比较薄弱，短期可以依靠钻制度的空子挣一点快钱，但是这种情况总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之所以当前民营医院名声不好，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者过于重视追逐利润，导致各种不规范现象。再这样下去，同样不利于社会办医的发展。

　　很多人用台湾王永庆的长庚医院难以在大陆落户的例子来说明大陆对社会办医有“玻璃门”，但他们没有说的是，王永庆之所以要办医院，是因为自己的父亲王长庚家境贫寒，看不起病，这激发了王永庆办一家“让穷人也看得起病”的医院的愿望。1976年，王永庆就设立了长庚纪念医院慈善基金会，并多次把台塑企业营利注入基金会，他的遗言说道“生命终结，辞别人世之时，这些财富将全数归还社会，无人可以例外……”如果我们的投资者有这样的境界，那么进入医疗服务业一定能够得到认可。如果暂时还没有这样的境界，最好三思而行，不要害人害己。否则，我国早晚会像美国那样，陷入医疗医疗费用虚高的泥潭而不可自拔。

　　中国《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享受医疗服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医改的宪法准则，健康服务业也必须遵守这个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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