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机制催生过度医疗 以药补医被称“万恶之源”

　　如今，很多医院都热衷于引进赚钱的项目，制造了很多“无效的需求”。例如，北京某医院肿瘤科引进了一项“基因检测技术”，医生极力推荐术后病人把病理组织交给一家公司进行检测，以便更准确地选择化疗药物。事实上，这项技术还很不成熟，疗效尚缺乏验证。但是，科室为了增加收入，总是诱导患者自费检测，每次是8000多元。

　　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心脏支架有两种，一种是两三千元的金属裸支架，一种是上万元的药物支架。这两种支架各有利弊，不同的病症应该选择不同的支架。但我国几乎全部使用药物支架。这主要是因为便宜的支架利润空间小，贵的支架利润空间大。卖贵的支架，从医院到科室到个人，都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各种利益链的存在，最终伤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

　　3.医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是过度医疗产生的一大“温床”。“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医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是过度医疗产生的一大“温床”。近年来，随着CT、核磁共振、PET等高端检查仪器的普及，廉价的X光、黑白B超等设备在大医院几乎绝迹。例如，一名怀疑骨折的患者，本来只需要花几十元拍张X光片，如今却不得不花几百元拍CT片。虽然成像效果更清晰了，但在临床诊断上并没有更大的实际价值。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CT冠状动脉成像本来只适用于胸痛病人的检查，但现在被普遍运用到高端体检中。心脏植入式自动除颤器本来适应症是针对已发生过心脏骤停的病人，但现在已广泛用于预防中，成为恶性心律失常的治疗手段。研究显示，该技术对九成心律失常者没有效果。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20年前，胃癌诊断通过纤维胃镜、常规活检病理诊断等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需要2830元，如果使用核磁共振等诊断技术，所需的花费则上升至8000元—10000元。胃癌化疗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已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然而，费用的上升并没有带来胃癌5年生存率的提高。研究显示，1975—1980年，三期至四期胃癌病人5年生存率是43.2%，1991年—2000年却是41.1%。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指出，医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一些医生认为，有了新技术你不用，就代表你技术不行。这种“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韩启德认为，技术的发展要以社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为衡量指标。价格低、效果好的适宜医学技术，不应该在新的治疗手段出现后被抛弃，一味追求新的、昂贵的技术，而丢掉了最简单有效的手段，违背了医学价值。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说，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许多高成本的医疗技术被引进我国，但其中不少是可以被更加便宜、更加经济的技术替代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路线，是当今发达国家面临医疗成本压力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来说，必须坚持适宜技术、适宜药品的道路。

（责任编辑：姚青）